岑学恭传

	岑学恭传
	胡正南

	岑学恭传胡正南　序 “叮呤呤……”，客厅里，传来了一阵悦耳的电话铃声。 “正南吗？我是岑学恭。”我一接起电话，就听见了岑老亲切的声音。 “啊，岑老，是我。”我恭敬的回答。在我的印象里，岑老很忙，很难得亲自打电话过来，这不仅使我受宠若惊。 “我有件事要拜托你：我想把我一生中的经历回忆出来，请你帮我记录、整理、发表出来，你有时间吗？” 当时，我正在四川省新闻出版局《读者报》任记者和美术编辑。有的是时间和精力。我急忙答道： “岑老，我很荣幸，当然有时间为你写啊。” 于是，从1997年起，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每周抽一至两个下午，到岑老的家里，听他讲他的经历，然后我连夜回家整理，下次去他家，再请岑老讲述和核实。2005年，北京《荣宝斋》想出版岑老的专著，我又多次到岑老家去，增加、补正内容。岑老为什么让我给他写传呢？说起来还有一段缘由。我与岑老相识，并拜岑老为师，缘于我的表哥曾晓浒先生。 1976年，曾晓浒应成都杜甫草堂之邀，从长沙回成都作画及省亲，经他托林延年先生（成都文化名人、成都画院副院长，也是我的恩师之一）介绍，我得以拜岑老为师。但是，在学画的过程中，仅仅限于师生之谊，没有机会深入到岑老的内心世界，这次，在我为岑老写传的时间里，我才逐渐真正走进了岑老的生活，深深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在我的眼里，岑老是一位慈祥和睿智的学者，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是一位谦和的艺术大家。他的成功，是他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结果，他从遥远的边陲走来，步入到全国鼎鼎有名的大师行列，凝聚了他的刻苦和艰辛。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岑学恭传》，就是我对岑老艺术生涯的高度概括。为此，亦就教于大家同仁。胡正南 2002年于成都真正能称得上是艺术家的人，是一座高山。巍巍然，荡荡乎。在别人不能企及的高度，抚慰人们的心灵，陶冶人们的情操，振奋人们的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岑学恭就是一座高山。高山仰止。 ——正南题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当你站在呼和浩特市的土默川（即敕勒川）前，背靠大青山（即阴山），聆听着金戈铁马的铿锵、感受到苍凉悲壮的气势、体会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美景时，一首古老的歌谣，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在你的脑海里翻腾：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多么漂亮的景致。无怪乎，“塞外文豪”荣祥先生这样深情地形容呼和浩特地区： “青山似屏，黑河如带，碧野平芜，一望无际。冬有寒而不酷，夏无暑而偏凉。蛇蝎潜踪，蚊虫绝响，禾麦蔽野，杂树排空。环境之佳，冠冕塞北。” 多么幸运的岑学恭。生于斯，成长于斯，塞北的独特韵味，成就了他自信、达观、大度、豪放和坚韧不拔的个性魅力。因此，我们应深深地感谢内蒙古、感谢呼和浩特，为我们培育出了一位杰出的国画大师——“岑三峡”！ 1917年农历6月29日，岑学恭出生在呼和浩特市的一户普通的满族人家。岑学恭的父亲名叫岑荣龄，母岑关氏。在岑学恭出生后，荣龄夫妇又育有二女。岑氏家族，何以姓“岑”？说起来还有一段缘由。满族历来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淮南子》里有这样的记载： “东方多君子之国，信哉，莫古于肃慎。” 它的意思是说，东方君子之国的各个民族，没有比“肃慎”族更久远的了。肃慎的后裔，三国时称之为“挹娄”，南北时期称之为“勿吉”，隋唐两代称之为“末羯”、勃海，辽、宋、元、明时期又称之为“女真”，1635年，清皇太极在天聪九年改女真为满族。满族是发源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民族。满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对祖国的统一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清皇逊位、袁世凯当权，满族逐渐受到压制，以至于后来满族被迫使用汉姓。岑学恭的祖父名叫诗莫勒赫，当时在八旗中任旗校官，担当满族部队的驿使。诗莫勒赫常年往返于西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送信，因见多识广、知书达理，在呼和浩特地区小有名气，人称之为“诗老爷”。对于宗族姓氏的选择，“诗老爷”还是动了一番心思。当时的呼和浩特市又叫“绥远”，分为新城和旧城两部分，新旧两城相距约为五里。新城建在一个小山坡上，“诗老爷”家在新城，而“岑”的本义是“小而高的山”。加之“诗老爷”对汉文颇有研究，他尤其崇拜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岑参那“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奇景，“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壮烈，”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的慷慨，“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激情，“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的苍劲，“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的艰辛……在“诗老爷”的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因此，取姓为“岑”，看似无心，却是有意。殊不知，这一姓氏，竟为岑学恭与名山大川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岑学恭笔下的山，都是时代的山，都是“今”天的“山”。 ——这是后话。岑氏家族，居住在呼和浩特市新城的聚隆昌街。独门独院，共有七间房，只是长期失修，这七间房屋，均系危房，住在里面，难免也是提心吊胆的。七间住房，在今天看来，岑氏家族的家境似乎不错。可是，岑学恭出生的年代，正好是北洋政府对满族的压制日益加剧的年代。由于北洋政府取消了绥远八旗兵的旗饷，使新城满族的生活来源断绝。岑氏家族的日子实际上过得相当艰难。当时，八旗官兵代表去北京请愿，请愿书上的话很能说明满族人的困境： “政府念旗民向以当兵为职，依钱粮（兵饷）为生活，二百年来相沿成习。兼以满清对满族宗法统治，平日不准另谋别项职业，今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目前无业可作，实难生存。” 后来，虽然北洋政府为了“安抚民心”，指派地方官员发放“津贴”，但是，一来贪官污吏肆意搜刮民膏，二来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满族的生计问题，因此，满族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为生活所迫，岑荣龄只好到武川、五原、萨拉旗等地去做“录事”。所谓录事，就如同现在的书记员或文秘。好在岑荣龄在“诗老爷”的影响下，精通汉文，做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还是绰绰有余的。岑荣龄还有一门绝活，他能够画一些简单的动物花卉。逢年过节画几幅画自娱自乐，倒也时常博得左邻右舍的喝彩。但是，录事的报酬相当低。并且，岑荣龄常年在外奔波，对家里的照顾就太少了。他平时一般没有时间回家，逢年过节时，才回家团聚。当时的交通十分不便，回家多半骑马，路上土匪又多，一年好不容易攒下的钱和携带的年货，十有八九被土匪一抢而光。平时，抚养岑学恭三兄妹的重担就落在了岑关氏的肩上。岑关氏没有文化，平时也不善言辞，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相夫教子，成为她生命的全部。幸运的岑学恭，在浓浓的母爱里，度过了童年。 1922年，岑学恭五岁了。荣龄夫妇一合计，应该让岑学恭上学了。当时的学堂，是以私塾为主。父母给岑学恭选的私塾，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并且费用也还合理，半年交一次，逢年过节只给老师送点礼物就行了。与岑学恭同班的同学约有七、八十人。在启蒙阶段，开设的课程只有《百家姓》。老师只教识字。老师在上面悠悠洋洋的唱： “赵钱孙李——” 学生在下面呜呜哇哇的叫： “周吴郑王——” 唱完以后，学生就写，老师就批改作业。周而复始，天天如此。聪明的学恭早已熟记于心，提不起更多的兴趣，常常乘老师不备躲在下面画画。小小的学恭喜欢画画，最早的老师是他的父亲。严格的讲，荣龄画画的水平并不高，但对幼小的学恭来讲，父亲的画实在是太了不起的了。随手几笔，花鸟虫鱼便跃然纸上。在父亲的熏陶下，学恭也能涂抹几笔。有一次，学恭又躲在课堂下面画画，一个平时学习不好、经常挨老师打板子的同学，跑到老师面前去告状： “老师，岑学恭又在课堂上画画了！” 当时的老师叫皇甫继羽。皇甫老师的脚有点跛，同学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皇拐子”。皇甫老师一听，十分生气，立即叫人把岑学恭找来。岑学恭惴惴不安的来到皇甫老师的面前，他不知道，从未挨过板子的他，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私塾老师惩罚学生的法宝，就是打板子。几个板子下去，手心立马肿起来。一般学生最怕打板子。这次，学恭的手心似乎有些不妙。不料，皇甫老师一看岑学恭的画，心里不觉有了几分喜欢，小小年纪，画出来的画居然像模像样，皇甫老师让岑学恭背诵了所学的新课，岑学恭竟然背诵得滚瓜烂熟。于是，皇甫老师非常高兴，不仅未责备岑学恭，反而在班上赞扬了岑学恭的才能。这件事，给岑学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朦朦胧胧地产生了出人头地的想法，也为岑学恭最终走出边塞、展翅高飞打下了基础。一年以后，开始学三字经。那时侯，学三字经，并不讲义，只是认字，这对于只有5、6岁的小孩子讲，除了感觉到押韵和朗朗上口外，仍然是十分枯燥的。有人就编出了顺口溜： “人之初、有鸡蛋，小沙锅、炒鸡蛋，先生吃、学生看，气得大学长满园窜。” 学完三字经，然后是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幼学琼林、天文地理、人物掌故等，这时，老师不光教识字，逐步开始释义，这时候的课程当然就好听多了。幼小的学恭，仿佛掉进了知识的海洋，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的知识。外面的精彩世界不断地冲击着他，使他走向外面世界的信念越来越强烈。 1929年，学恭离开了私塾，考入了“绥远中山学院附属小学”，在这里接受更加正规的学习。这时，一个契机，终于彻底地左右了少年岑学恭。岑学恭最喜欢的功课之一，除了美术外，就是地理课了。那时侯，呼和浩特市处在交通不发达的边塞地区，外面的世界只能靠书本中得到感性认识，而处在青少年时代的年轻人，往往一件小事，就会萌发一种冲动，甚至改变一生的命运。在地理课上，老师讲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讲到了丰富的资源，讲到了名胜古迹，讲到了长江三峡。长江三峡！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白帝城，巫山神女，赤壁烽火八卦阵、西施秀水千古名…… 最诱惑岑学恭的是，课本上竟然有三峡的图片。许多年以后，岑学恭仍然清晰地记得那张勾魂摄魄的图片。这张图片，改变了岑学恭的一生。假如我们今天来做这样的设想：如果岑学恭没有接受比较正规的教育，没有看到三峡的图片，岑学恭最多同他的祖祖辈辈一样，默默地在塞北草原辛勤奔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谈不上对生活的奢望。幸运的是，因为那张图片，改变了岑学恭的命运，成就了一位艺术家。可以说，岑学恭是爱不释手、甚至于疯狂地凝视着那张三峡“魔片”。在岑学恭的心目中，长江和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可惜的是黄河在河套处仅仅拐了一下弯，便掉头向东而去，而长江更是相距呼和浩特太远太远。长江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到了三峡后风光如此绚丽？这时，在岑学恭脑海里总是不知不觉地响起李白的歌声：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遐想的岑学恭，迷惘的岑学恭，振奋的岑学恭，不安分的岑学恭。 “古文观止”中，“宋玉对楚襄王问”有一段著名的辞句： “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乎云，翱翔乎冥冥之上，夫藩篱之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 庄子《逍遥游》中也有一段著名的辞句：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是雄鹰，就要翱翔。翱翔的冲动，已悄然在岑学恭胸中萌芽。 1934年，“雏鹰行动”计划终于付诸行动。当时的南京政府为了亲和少数民族，特在“中央政治学院”附设蒙藏学校，并决定在绥远地区招生。岑学恭对着地图，找到了南京。啊！南京就在长江边上。向往已久的长江三峡，似乎离岑学恭已经很近很近。但是，从兴奋中清醒过来的岑学恭，马上意识到了现实的残酷性。按照规定，招生范围只限于蒙古族和藏族。没有满族？没有满族！没有满族就意味着岑学恭没有考试的资格。这，对岑学恭来讲，未免太不公平。还好，危难之际，岑学恭总能逢凶化吉。岑学恭的一位同学叫乌文祥，平时两人关系特别好，乌文祥的姑父，时任内蒙土默特旗镇国府的镇国公。镇国公给岑学恭出具了蒙古族的证明。在今天看来，似乎有弄虚作假之嫌。实际上，在内蒙，蒙古族和满族的关系十分密切，亲同姑舅。呼和浩特地区有句俗话：“香不过的猪肉，亲不过的姑舅。” 满蒙通婚现象十分普遍。可以夸张一点的说，绥远城内的满族的每个家族中几乎都有蒙古族成员。因此，南京政府的限制实在是没有任何道理。岑学恭顺利地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的当天，呼和浩特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雨，从考场出来，路面积满了雨水，除了路旁行道树可作为参照物外，一片汪洋，什么也看不见。兴奋的岑学恭一路奔跑，在雨中，在梦中。他在心里狂呼着：我要飞，我——要——飞……！雏鹰这次真的要飞起来了。当岑学恭终于拿到了“中央政治学院附设蒙藏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时，那份喜悦，不是笔墨可以言尽的。终于可以到向往已久的长江三峡，终于可以飞出塞北草原，自己出去闯一片天地了。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事呢？父母也很高兴。毕竟自己的儿子有出息。高兴之后，父母却犯了愁。按照入学要求，每位新生要交30块大洋的保证金。在当时，一家6口人，6块大洋维持一月都还有余。 30块大洋，全家人半年的生活费啊！荣龄夫妇一商量，只好卖掉自己的房子吧，卖了房子全家怎么办，暂时也顾不上了。幸运的岑学恭又一次地碰上了好人。一位到内蒙作官的山西人，姓王，看见岑学恭家穷，主动借了30块大洋给岑学恭。这种感激，岑学恭是永生难忘的。1998年，当岑老缓缓地给笔者叙述这件事时，我看到了岑老的眼中晶莹的泪光。古人有“雪中送炭”之说，我想，没有这30块大洋，岑学恭仍然会走向南京，只是走得相当艰难，而有了这30块大洋，岑学恭的南京之路，显得格外顺畅。要离开家乡了。 17岁的岑学恭，还从未走出过呼和浩特地区，而这次，岑学恭离开家乡竟有几千里之遥。再留恋一下故乡吧！ “啊！呼和浩特，生我养我的地方。” 已有近40亿年历史的呼和浩特，其“大窑文化”与“北京猿人”同期，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1581年，成吉思汗的子孙达延汗的妻子三娘子正式在呼和浩特建城，1736年，清乾隆时决定建新城。据新城西门外的瓮城里有筒《敕建绥远城碑》中载： “务于乾隆丁巳（即乾隆而年）季春三月即工，乾隆己未（即乾隆四年）工竣，钦定佳名曰绥远城”。新城正中央是座31米高的高大建筑——钟鼓楼。钟鼓楼拔地而起，登临楼上，可以鸟瞰全城，城四周有一条护城河，北门有龙王庙，，东门为娘娘庙，西门为奶奶庙，南门外是关帝庙。城墙和门楼均以白色为主，几十里外就可以看见新城的巍峨建筑。谁不说自己的家乡好呢？在岑学恭的心中，呼和浩特真美。离别的日子终于到了。草原雄鹰终于飞起来了。岑学恭同考起的其他考生一起，踏上南去的列车，向着中原，向着南京，向着长江…… 长江以宽广的胸怀，热情地容纳了岑学恭。 1934年，17岁的岑学恭到了南京。短暂的修整后，他不由得仔细的打量这座陌生的城市。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其规模之大、古迹之多、文化氛围之浓，大大出乎了他的想象，石头城、玄武湖、雨花台、鸡鸣寺、明孝陵、太平天国遗址……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蒙藏学校位于南京北郊和平门外的巴斗山晓庄。整个学校依山而建，环境十分幽雅，葱茏的树林，四季长青覆盖着校园。这点，同家乡的景物相差最大。家乡的景物，以苍凉见长。岑参《碛中作》是这样描写塞北的景色：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而南京，却是以繁华闻名于天下。巍峨的朱门、高耸的楼台、浩淼的玄武湖、庄严的中山陵，这些都无不显示出它的雍容华贵和迷人的风采。明人王叔承在《金陵游记》中，极尽南京的繁华：京师内城，珠宫玉殿星列。碧柳千树，鸣莺好鸟，万个山泉。海岛芙渠万倾，日暮水霞氤氲。凫翳鸥鹭，群飞窈窕。绛衣仙佩，隐见其间。宝山玲珑，桥如带玉…… 正是在这繁华之地，岑学恭系统地接受了中原文化。滚滚的长江，向岑学恭诉说着中华民族的千载文明。岑学恭报考的专业是高中师范专科，学制为三年。开设的科目有国文、数学、英文、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美术等。因为是正规学校,所以，聘请的老师水平都非常高。只是老师多半是江苏一带的人，吴语软腔，使岑学恭很长一段时间才逐渐适应。有三位老师给岑学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位老师姓张。张老师是安徽人，50多岁，学究得近乎顽固，外号叫“张老典”，课堂上每每以“桐城派”自居。念文章时,以桐城口音，抑扬顿挫，娓娓道来。第二位老师是教授蒙文的老先生，每次让学生考试，谁都得不到100分，同学们气不过，问他何故，老先生总是不耐烦地说：“给你打100分，我打多少分？” 第三位老师是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大名鼎鼎的张书旗先生，张书旗先生是中国近代绘画史上最有影响的画家，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方增先先生是这样形容的“水墨花鸟写生的圣手第一代是任伯年。第二代则无疑应属张书旗”，可见，张书旗先生的绘画水平。张先生以1941年前后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绘制《百鸽图》而一举成名，他的写生花鸟画，以及他提倡的“白粉主义”，是近代中国画发展中的一种新的绘画技巧，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说起岑学恭同张书旗先生相识还是很有缘分的一件事。张书旗先生的女儿张宝莲在蒙藏学校附小读书，岑学恭在蒙藏学校附小实习时认识了张宝莲，听说她是张书旗先生的女儿，岑学恭十分的高兴，请她带岑学恭拜访她的父亲。张宝莲欣然允诺。张先生在山上盖了一栋小型别墅，非常雅致，张太太是传统的小脚女人，平常不爱言辞，但总是笑眯眯地，显得格外慈祥。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张师母开门，她总是笑眯眯地欢迎岑学恭这位小“嘉宾”。张书旗先生对岑学恭欣赏有加，鼓励岑学恭专心习画。从此岑学恭经常去打扰张先生，张先生嗜烟如命，烟灰缸足足有鱼缸大小，这使岑学恭十分惊奇。岑学恭经常看张先生作画，张先生还经常把他的画照、画册借给岑学恭临摹，使岑学恭在学画的过程中大开了眼界，获得了丰富的收益。后来，张先生任岑学恭的美术教师，，就更加系统的向岑学恭传授美术知识和技法，对于岑学恭，张先生十分的关照，1939年，当张先生随校迁到重庆后得知中大艺术系招生的消息时，他亲自给远在甘肃的岑学恭写信,让我专程赴重庆赶考。这时的岑学恭，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图书馆成了他每天留连最多的地方，唐诗宋词、楚辞汉赋、孔孟之道、诸子百家，岑学恭在博大的中华民族魄宝中吸取营养。南京的盛夏，酷暑难当，别说坐下来看书,就是站在室内都燥热难当，公子哥儿们早已消闲避暑去了，可是岑学恭仍在苦读，穷苦人家的孩子懂得发奋，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当初岑学恭为何选择师范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家里实在太穷，报考师范，学生可以不出学费，并且每月还有1元钱的津贴，吃穿都由学校解决，冬季发两套棉衣、1套呢制服；夏季两套单衣，这些条件对于岑学恭来讲是再好不过的了。只是学校规定三年之中不报销回家的费用，按岑学恭的家境，三年之中根本无法回家。于是，寒暑假成了他发奋读书的最好时光。可以说，这三年间他完完全全地接受了中原文化，为把自己彻彻底底地融入中原文化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年中，岑学恭充分展示了他多方面的才能。英俊潇洒的他，参加了学校的大同乐会，参加各种文艺演出，印象最深的是他主演过一部反封建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他的画画才能，在南京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南京当时的文化氛围和绘画气氛之浓，使他受到了极大的熏陶。经常举办的书画展，使他有幸目睹了众多大师的绘画风格。岭南派高剑父、高奇峰父子、方人定、赵少昂、胡藻斌等人的画，岑学恭是逢展必看。那时看画展十分辛苦。星期天，早上七点便从巴斗山出发，经和平门到展场，大约十余里路，全部步行，看完后又步行返回，中午随便啃一点干馒头权作充饥。在学校里，他还参加了绘画的课外团体——青白画会。在青白画会里他注入了极大的热情，学习绘画的技巧，张书旗先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和帮助，每逢休息，岑学恭总爱到张先生家中去，看老师作画、偷经学艺，张先生在山上盖了一栋小型别墅，非常雅致，只是张先生嗜烟如命，烟灰缸足足有鱼缸大小，张太太是传统的小脚女人，平常不爱言辞，但总是笑眯眯地，显得格外慈祥。这三年里，岑学恭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打下了深厚的文学知识的基础，并且在绘画上逐渐地显示出过人的才华，乃致于得到了张书旗先生的青睐，为他今后步入最高的艺术殿堂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1937年秋，岑学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而此时，正是中华民族经历了历史上的一场沉重的灾难，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不仅仅停留在东三省，而是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从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满腔热血的青年岑学恭，怀着报效祖国报效民族的热情，由学校安排回家乡绥远。按照最初设定的路线，本来是应经北平到张家口，然后转道回绥远，但是“七七事变”后京浦线被日寇占领，只好临时决定绕徐州，到山西风灵渡，换乘小火车返回绥远。山西的铁路，在阎锡山时期，因为担心蒋介石的进攻，阎锡山下令全部改为小火车，这种小火车轨距很窄，装载的人很少，火车沿线十分混乱，因此，火车开得很慢，有时甚至可以下来，跑几步再跳上车。就这样，慢吞吞地碾转了十多天，他才回到家乡绥远。回到家里，一家人都十分高兴，在炕上吃着岑学恭带回的曹糕，叙述着离别的思念，那时候，岑学恭的父亲已经过世，家境仍然十分艰辛。岑关氏心疼地看着儿子，问道：“这下回来，就不走了吧？” 当时，日寇已经开始进犯内蒙古，五原一带已是抗日前线，日寇随时都可能攻占绥远，而在回来的途中，岑学恭目睹战争的残酷，流离失所的痛苦，坚定了他报效祖国的决心，面留在家乡，并无用武之地。因此，岑学恭坚决地回答母亲： “我一定要走，要把我学的知识，传授给同胞！” 事实上，岑学恭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日本鬼子占领内蒙古，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岑学恭的表哥就被日本人枪杀了。日本人对待知识分子的罪行更是令人发指，他们把知识分子的衣服全部脱光，捆绑后放在冰上，当皮肤沾在冰上后，再把人从冰上拖起，活活地沾掉一层皮，真是惨不忍睹。岑学恭约上一个伙伴，一起向西走，经过五原前线到宁夏，找到了省教育厅童耀华厅长，被安排在省教育厅作科员，但马洪魁拖欠教师的月薪，搞教育的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岑学恭37年10月上班，直到第二年的1月份才领到拖欠的薪水。这时，蒙藏学校包头分校因避日寇，也迁到了银川，并且准备继续转移。岑学恭找到了张正林校长，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被校长聘为该校老师，随校迁移。当时的条件十分恶劣，100多名师生徒步穿越沙漠，骆驼托上简单的行李和必要的教具，每天行进120余里，为躲避日军的轰炸，往往是半夜三更起程，十分艰辛。十多天后，好不容易到了兰州。在距兰州10公里时，6架日本飞机从空中飞过，隔不多久，兰州方向传来了炸弹声，等到岑学恭他们到了兰州市区，已是满目疮痍，到处是破碎的景象。学校根本无法呆下去。于是包头分校继续西行，往青海进发，兰州到青海的路十分难走，小丘不断，地势越来越高，历经千辛万苦，总算到了青海。好在马步芳听说包头分校的到来，还算十分的欢迎，划出一块校址，使得学校暂时有了安身之地。岑学恭在包头分校教音乐、图画，组织抗日宣传队，搞街头宣传，每次在宣传前，学员们唱着岑老师教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气氛十分活跃，甚至吸引了马步芳本人的兴趣。有一次马步芳骑着自行车，几个马弁跟在身后，经过西门小戏台时，看见抗日宣传队的表演，停下来观看了很久，大声叫好。后来，马步芳到前线视察，在淳化、化隆一带，马步芳特地把抗日宣传队带上，演抗战戏。因为青海本身就有蒙藏学校西宁分校，西宁分校和包头分校后来有了矛盾，因此，包头分校只好又要远走他乡。包头分校派岑学恭又折回甘肃，在陇南一带找校址。这次出行，岑学恭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因为不是逃难，不赶时间，因此，行程不是太快，有时还乘上滑竿，仔细寻找。岑学恭经陇南、陇西好不容易到了岷县。岷县的胡专员十分欢迎包头分校，划拨了一座古庙给学校。大功告成后，岑学恭赶回西宁报信。 38年底岑学恭带领学校师生到了岷县在岷县一直呆到39年春。他仍然教音乐和美术，当地驻军的团长听说包头分校岑老师音乐教得好，专门聘请岑学恭给全团士兵教音乐。这期间，岑学恭快乐并十分充实，如果不是张书旗先生的来信，他可能就会在岷县一直呆下去。 1939年春，岑学恭意外地收到了张书旗先生的来信。张先生在信中告诉他蒙藏学校已迁到重庆，他本人也到了重庆，听说中大艺术系要招生，建议岑学恭报考云云。因为战乱，久疏音信，骤接老师来信，岑学恭激动不已，特别是张先生透露出中大美术系招生的信息，更使得岑学恭怦然心动。这么多年来，绘画是岑学恭最大的爱好。不管多忙，多乱,喜爱绘画的岑学恭始终未放下画笔，但是，要把绘画深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光有爱好也是不行的。能在全国最高的艺术学府中去学习，这是岑学恭梦寐已久的愿望了。于是，他当机立断，辞去了老师的职务，到重庆去圆自己的梦想。岑学恭的十位学生，得知老师要去重庆报考中大艺术系，也决意与老师同行。这样，岑学恭在39年4月底，带上乌文凯、章信良、赵常智、杜学魁、郎沛、蔺怀壁、史俊良、段庸川、霍士荣、刘富愿十位学生一齐向重庆进发。当时的交通十分不便，再加上没有多少经费，无法赶车。因此，岑学恭一行11人全部步行，经武都、壁口、阳平小道，过江油、绵阳、三台，从涪江乘江船顺流而下，直达重庆。其间历尽千辛万苦。特别是有一次在阳平附近，为节约20里路程，抄小路，山坡十分陡峭，浮在表面的碎石不断滑落，差一点把人带下悬崖。但是，险要的地势也使他大饱了眼福，大山大水的优美风景，让他大开眼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下马威”，不仅未能阻止他前进的脚步，反而激发了他奋发向上的热忱。这样晓风露宿，经历了各种风险后，岑学恭等人终于来到了重庆。功夫不负有心人。岑学恭果然不负张书旗先生的厚望，以术科95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大艺术系。因为离开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按照规定，学生自己得解决食宿，这很令岑学恭为难，可以说，此时的他，早已是囊中羞涩了，张先生帮他支付了这个月的8元的伙食费，并且，还帮他联系到假期离校学生的床位，暂时栖身。这是岑学恭的一个崭新的起点。若干年后，岑学恭给笔者讲起这段往事，仍然激动不已。从一个边塞的青年，通过自己艰苦的奋斗，步入中国艺术的最高学府，这对于他讲，实属来之不易，可以这么说，岑学恭以前的画画，只是对画的一种感性认识，而从他考入中大艺术系起，经过多年的严格训练，他的画有了一种质的飞跃。进入中大以后的岑学恭，更加显示出了他的过人才华和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在学习上面，他依然如同在南京读书时的学习劲头，刻苦得近乎于“玩命”。在中大的四年中，他把教室当成了自己的宿舍和画室，无论寒来暑往，他都在教室里拼命作画。在他的画桌下面，第二层是堆放纸张和画具的地方，第三层则是他的铺盖卷。每天作画到深夜后，他把铺盖卷打开，放在画桌上，再把画架斜放在头部，权当枕头；早上起床后，再把寝具放回桌下。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学校组织了美术协会，取名为嘉陵美术会，岑学恭理所当然地被推为会长。于是，组织同学们进行学术交流，外出写生、绘画展览，忙得岑学恭不亦乐乎。在绘画上，对他帮助最大的有两位老师：徐悲鸿和黄君璧。岑学恭和徐悲鸿先生相识，是岑学恭读中大之前的事情了。岑学恭在蒙汉学校读书时，他有个教劳作课的老师姓徐，宜兴人。徐老师是徐悲鸿先生的近亲。他知道岑学恭非常喜欢画画，愿意带岑学恭去拜访徐悲鸿先生。那一年的秋天，在一个晴空万里的下午，劳作老师带领岑学恭等几个酷爱绘画的年轻同学前往南京城里的傅厚岗徐悲鸿先生的寓所。走进一个大院落，劳作老师领着他们径直往画室大厅走去。一进门，岑学恭便看见打着黑色大领结的艺坛硕望徐悲鸿先生，他神采奕奕的招呼着这些远从祖国边陲来到内地就学的弱冠青年。看到他亲切的样子，岑学恭紧张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徐悲鸿先生的画室很大，物顶全是玻璃，显得特别的明亮。桌上铺着宣纸，还没有动笔。他招呼岑学恭等人落座后，马上在箱子里取出很多的明信片，每人送两张。一张是法国画家普律洞的油画；另一张是俄国摄影家的雪景照片。然后，徐悲鸿先生拿起画笔示范作画给岑学恭等人看。围着画桌看他挥毫作画，他边画边讲解技法。画完以后，他还鼓励岑学恭要努力学习，期于有成。此次会见，徐悲鸿先生话语不多却语重心长，深深地激励着岑学恭。岑学恭很感谢教书育人的劳作老师，使他在立志学画的萌芽阶段就十分幸运地见到了伟大的画坛宗师徐悲鸿先生。这是一次难得的拜师学艺的机遇，同时，也是坚定岑学恭从事中国画学习的一个预兆极佳的开端。 1942年夏天，徐悲鸿先生从海外归来。这个消息，对于中大众多学子和岑学恭不吝是一大喜讯。作为嘉陵美术系会的会长，艺术系的班长，他被推选主持欢迎徐先生的到来。岑学恭带领着同学们购买水果、点心，布置欢迎会场，奋笔疾书欢迎词。当徐先生穿着一件白夏布长衫，戴着宽边的礼帽，来到中大艺术系时，岑学恭带领同学们蜂拥上前，争着向他问好，这时早已准备好的鞭炮声大作，岑学恭一番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使徐先生激动得热泪盈眶。也使得徐先生对岑学恭有了初步的印象。后来，在徐先生到艺术系上课时，岑学恭总是趋前护后，替徐先生张罗。徐先生十分守时，往往提前到教室，而徐先生一到教室，常常是只有岑学恭在那里勤奋作画。这时的徐先生往往大声嚷道：“那些人那里去了，让他们快来上课了”。有一次，岑学恭画了二十来幅斗方，想请徐先生在每幅画上题诗堂子。同学们知道后，都为他担心，徐先生可是一代大名人啊，弄不好可能会挨骂！岑学恭将画好的画，毕恭毕敬地请老师指教，并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徐先生本来就十分喜欢自己的得意弟子，也想借此机会，鼓励后生，教育其他学生发奋学习。因此，徐先生一面赞许，一面逐幅题词，这一点，在同学中传为佳话。著名抗日将领傅作义先生到重庆述职。傅先生时任绥远省主席。在重庆的绥远乡亲，委托岑学恭创作一幅画，代表绥远乡亲赠送给傅作义，以表达敬慕之意。岑学恭饱含激情，立马挥就一幅《三峡》，正准备题词，徐悲鸿先生来到教室。徐先生仔细地看了他的画，对他说“还是我帮你题款吧！” 于是，徐先生提笔，在岑学恭的画上题写： “巫山巫峡萧森气，屏嶂中华抗战基横塞将军今李牧，还都何异凤来仪。 ———傅作义将军主席，绥远保土安民，厥功甚伟，绥人以岑君学恭画献之，悲鸿题记。” 1980年，香港的报刊以大版面刊登此画，使岑学恭在海外的名声大燥。徐悲鸿先生的代表作《泰戈尔像》，就是在重庆期间完成的。在作画时，其画的下半部，不小心扯破了一角，岑学恭当时正在观看徐先生补画，徐先生一边操作，一边细心地向他讲授，使他获益非浅。每次徐先生到中大上课，岑学恭总是迎送徐先生，课后，当徐先生小憩时，他总是侍立在侧，徐先生作画时，他也多半在场，观看徐先生作画。特别是徐先生的画马绝技，他更是了然于心。可以说，深谙徐先生画马之道，使岑学恭成为“徐画专家”。由于长时间的交往，岑学恭和徐先生除了师生情谊外，又有了更深的感情。由于长时间的交往，岑学恭和徐先生除了师生情谊外，又有了更深的感情。岑学恭还为徐先生找回他珍爱的“八十七神仙图卷”呢。徐先生从南洋归国时，带回一件国宝：东晋顾恺之的“八十七神仙图卷”。这幅画，在徐先生看来，如同他的生命。所以他在画上加盖了一方“悲鸿生命”的图章。徐先生把这幅画放在皮箱里，从不离身。那时，日本人经常轰炸重庆，每次躲警报时，总是将这幅画带在身边，有一次，躲警报时一时大意，随手交给一个自称“刘将军”的人，躲完警报后，这幅画竟神秘的失踪了，为此，徐学生痛心疾首，寝室难安。几天后，这幅画出现在成都一个裱画店。最先知道这一消息的是岑学恭的同学卢英焕，她来告诉岑学恭后，岑学恭觉得事关重大，事不宜迟，星夜赶回重庆，告诉了徐先生，最后，还是通过“刘将军”把这幅画找回来了。徐先生上课，没有名教授的架子，很注意调整课堂气氛，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让学生掌握知识。有一次上课，徐先生带了一张范画，是讲树干的前后关系的。这种课比较枯燥，学生往往不容易掌握要领。徐先生一来就问：“同学们，刘备是卖草鞋的，张飞是卖猪肉的，赵云是卖什么的啊”？这一问，还真把我们问到了。是啊，赵云是卖什么的啊？大家七嘴八舌，一阵乱猜，莫衷一是。徐先生笑眯眯的说：“赵云是卖年糕的啊”。有同学问：“徐先生，怎么知道的啊”？徐先生卖了一个关子，说：“戏曲里不是唱赵子龙老迈年高吗”？他把“老迈年高”说成了“老卖年糕”。哈哈，同学们都乐了。这节课，效果出奇的好。岑学恭有幸师从徐悲鸿先生，亲聆他的教诲，这对岑学恭的艺术知识、艺术修养、艺术人生的形成，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首先，徐悲鸿先生的严谨治学态度。做任何一见事，没有科学的方法和认真的精神，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没有一丝不苟的工作激情，是很难取得成绩的，在徐悲鸿先生身上，真正的体现了他的严谨治学态度，无论是创作作品，还是在教学实践上，都反映出他的这种精神。岑学恭从他的身上，学到了他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岑学恭的艺术创作中，他一直以徐先生为楷模，认真创作。其次，徐先生谦逊的作风。作为我国近代绘画史上的巨匠，徐悲鸿先生没有丝毫的架子和霸气，他的这种作风一直影响着岑学恭，在岑学恭艺术上已经有了成就以后，他都是谦逊待人，不拿架子。黄君璧先生，则是对岑学恭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黄先生的青绿山水，其构思，技法一直是岑学恭的绘画楷模。八十年代，当黄先生成为一代泰斗时，得知岑学恭将随《四川与台湾同乡书画展览》到香港时，93岁的黄先生专程从台湾到他的香港九龙寓所，欢迎岑学恭的到来。当岑学恭会同他的朋友，也是黄先生的朋友——四川著名画家吴一峰先生，一起到黄先生家中相见时，三位古稀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相见甚欢的场面，被香港各大媒体以“73岁的岑学恭陪同83岁的吴一峰、会见93岁的黄君璧”为题，作了详尽的报道。在中大艺术系读书期间，岑学恭有幸结识了陈立夫先生。这一段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一直也传为书画界的佳话。 1942年，岑学恭便成功在学校举办了个人画展。这在校园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的同学孙禄贤是陈立夫的姨妹，也酷爱山水，十分倾慕这位黄君璧先生的高足，并常与姐姐和姐夫谈及。而陈的夫人孙禄卿又恰好是画坛中人。她毕业于上海美专，为潘天寿先生的学生，是一位够得上“份”的画家。陈夫人专攻山水，尤崇黄君璧。籍此她便和其妹常与岑学恭探讨技艺，并且经常通过岑学恭，求教于黄先生。出于对艺术的偏爱，年长岑学恭18岁的陈立夫，也常盛意邀请这位学子到家中作客。于是结下了一段书画缘份。留给岑学恭的第一印象，是作为当时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全无架子，相反却像个随和的做学问的“小老头”。席间的谈话，也多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艺术创作观的讨论。此后，陈家便成了岑学恭的“第二画室”。 1943年，岑学恭的作品先后参加伦敦和加尔各答的画展，另外，还有作品获全国第三届美展优秀奖。岑学恭充满朝气且技艺突出的学术成就，引起陈立夫的特别关注。他与岑学恭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比德”说。陈立夫对年轻的岑学恭讲：山水比德。按孔夫子的观点看，可以理解为“仁、义、智、勇、正、志”。山水所致；必为生命则仁；曲折循理则义；浅行深藏则智；清入洁出则善；至量必平则正；赴而不疑则勇。山水以形媚道，这个“道”恐怕就是圣贤的精神。这一席话，给岑学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陈立夫先生说：天下山水才情在于奇秀。传统的观点认为奇莫过于华岳，秀莫过于西湖。我却偏爱巴山蜀水，三峡的奇险、峨眉的灵秀也堪称一绝。我想从这里切入。陈立夫一听，十分高兴而拍案称赞。并言希望早日见到这一天。多年以后，当岑学恭成为著名的画家以后，陈立夫先生还念念不忘当年的“比德”说。专门为他题写了一幅中堂,以证其事： “艺以弘德而无止境，惟有德者能久享其名。学恭兄留念，陈立夫时年九十二。 1943年，岑学恭顺利地结束了学业。由于他在校期间的突出表现，引起了系主任吕斯北先生的注意。吕先生把他推荐给中华全国美术会，其理由是,岑学恭不仅成绩好，社会活动能力又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当时的中华全国美术会还有一块牌子，叫做中国文艺会。主要是负责举办各类画展、举办美术培训班、接待文艺界的人士。中华全国美术会的地址在重庆临华街4号2楼。1楼是著名的义铭医院，最妙的是2楼以上，竟然是重庆卫戌司令部。当时的司令是王占绪，秀才出身，喜好书画，常到二楼画廊转转，买一些书画作品。岑学恭任中华全国美术会秘书，专门负责组织每年3月召开的年会、接待艺术家、登记美术作品、组织培训班。徐悲鸿、黄君璧、陈之佛、付抱石、王琦等人常来。有时太晚了，就打地铺。矛盾、老舍等人也常来此欢会。这时，岑学恭的日子过得十分充实。并且跟大师和同仁们频频交往，也使他大开眼界跟岑学恭过从基密的还有赵少昂和李可染。多年以后，赵少昂先生在给岑学恭的信中，情不自禁地回忆道：“渝州雅会，至今犹萦迥于脑际……”并称赞岑学恭的画：“尊作别具个性“古意今情无不有之”。李可染当时在重庆江北国立艺专教油画。春、秋两季给学生办展览，岑学恭总是十分热情地登记、帮忙。六十年代，岑学恭和李可染在黄山写生时不期而遇，忆其旧事，李先生感叹不已。当岑学恭向他求画时，李可染还认真地说：“你的画比我的画画得好”。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党要员们急于还都。中华全国美术会也将迁往南京。岑学恭因看不惯当时的文化部长张道藩的市侩作风，断然拒绝了还都南京，留在了重庆。但是战乱过后的重庆，随着要员们的撤离而变得格外荒凉。何去何从，这一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岑学恭的面前。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幸运之神又一次地青睐了岑学恭。岑学恭的同族、同乡、校友库荣熙向他发出了邀请。库先生毕业于蒙藏学校畜牧专业。毕业后，在四川畜牧兽医研究所血清示范厂任技师。于是，1946年的夏天，岑学恭第一次来到了成都，住在浆洗上街47号四川畜牧兽医研究所血清示范厂内。在岑学恭的印象里，成都是一座消闲城市，远没有重庆那样忙碌。白天街上的行人很少，早上10点钟之前基本看不见人，只是晚上行人才稍多一些。当时的浆洗街路面很宽，满街都是皮革手工艺作坊，街也因硝制皮革浆洗工序而得名。浆洗街上只有血清示范厂是一座二楼一底的建筑，看起来相当阔气。其余的多半是破旧平房。浆洗街北口就是著名的万里桥，三国时，诸葛亮在此处送费出使东吴时，说“万里之行，始于足下”，使万里桥名扬天下。在万里桥头，有一家专营四川风味的大饭馆，“盐煎肉”很有名。岑学恭和库先生常到这里打“牙祭”。万里桥的另一侧是“枕江楼”茶旅社，文人雅士常聚于此，品茗休闲。岑学恭在重庆时，担任中华全国美术会秘书，经常会见文艺界的大批名流。但到了成都后，这些交往没有了，岑学恭就显得非常清闲和寂寞了。好在不久，成都南虹艺术专科学校吴成琨教务长，专程来聘请岑学恭到南虹艺专任教，月薪15元。南虹艺专设在小天竺街，距他住处不过数百步之遥，他也就十分乐意应允。南虹艺专当时的学生并不多，但在成都有这样一个专门学习艺术的学校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学校开设的班次为山水花鸟混合班，每班约30—40人。岑学恭教山水，蜀中另一名画家钟道泉先生教花鸟。因岑学恭早年曾学师范出身，后来又在中大艺术系经过严格的绘画训练，因此，他的教学大受学生欢迎，学生中，佼佼者有白澄、彭邦一等人，现为四川美院教授，其余的学生后来均有不同的建树。为了谋生，他每天除了教学外，还必须勤奋画画，准备开个人画展，1946年秋和1947年秋他在成都开了两次画展，地点都在祠堂街成都市美术协会内。每次画展，都有60多幅画，这些画，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而精心绘制。在画展上卖画的钱也是他当时生活的一个主要来源，每次画展，他都要卖掉大部分画，这样才能保证他生活基本无忧。成都人请客吃饭很有趣，初到成都，不懂规矩，差一点闹笑话。有一次，他的朋友、画家张采芹先生请他吃饭。采翁住华西坝当时成都市市长李铁民的家中。岑学恭一早即到他处，采翁不断拿出书画作品和他共同欣赏，不断地摆龙门阵，但就是不说吃饭的事。左等右等，等到下午4点钟，好不容易才上了一碗小面，稳住阵脚，直到下午5点左右才开始正式进餐，幸好他当天早上吃了东西才去的，要不然，早就饿昏了。成都当时的娱乐活动很少，对于单身汉来讲，就不十分习惯，经营性的舞厅几乎没有，好在成都私人公馆舞会很多。所谓公馆舞会，是指那些有钱闲赋在家的达官贵人，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通过跳舞进行聚会的一种交谊形式。这种舞会环境不错，客厅很大，出入这种场合的人，大都比较绅士，衣冠楚楚，舞会上一般备有茶点，舞客也相当规矩，男士请舞伴必一深鞠躬，允许后才双双步入舞池。舞池内不成文的规矩是从左跳到右，彼此依次旋转，避免碰撞，他和顾先生常常约上一些华大的女生参加这些舞会，通过舞会也结识了不少的朋友。 1947年，岑学恭应邀到杭州艺专教书。这年的12月，他托人买了一张从成都到南京的机票，乘座欧亚航空公司的小飞机，途中经过三峡。这时岑学恭第一次从空中经过三峡，从机窗往下望去，三峡数百公里缠绵婉延，迷雾茫茫。突然，他看见了一轮佛光。佛光呈大半圆形，在云层上面，分外耀眼，在太阳光的折射下，亮丽夺目，十分精采。偶然见到的佛光，是否是三峡有意邀请钟情它的画家，是否昭示着自然界不可抗御的魅力？笔者不得而知。但是，岑学恭在其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对三峡情有独钟，痴迷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是否同这次所见的美景有关呢？或许，兼而有之。在南京拜访了几位朋友后，岑学恭赶到了杭州。杭州艺专位于孤山的中山公园旁，这里娉请的老师，真是人才济济。从黄宾虹，潘天寿起，都是当时江浙，甚至全国鼎鼎有名的画家。岑学恭同我国著名山水画家汪采白的儿子汪住在一间寝室，汪当时任教授，岑学恭任讲师。岑学恭的讲课，深入浅出，语言中不乏睿智与幽默，大受学生欢迎。他在上课时，先讲授本节课的学习内容以及要求和重难点，然后示范画，这样的授课过程，直观，易懂。当时，他教一年级，周昌谷，周昌敏也是这个班的学生。没有课的时候，他还常常到孤山葛岭面谒黄宾虹先生。黄先生是安徽人，平时喜穿马卦长衫，头顶布圆帽，他的家很小，书特别多。黄先生很善谈，对于已经崭露头角的岑学恭相当投缘。因此，从书画、人文、宗教、哲学，无所不谈。杭州美景，自不待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仅此一句，便概括了苏杭的所有。因此，写生也成了他搜集素材，进行创作的一大实践。每逢节假日，他总是流淌于山水之间，认真对景写生，作画。但是，好景不常。 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战争的烽火已经燃烧到江浙一带。于是，岑学恭只好绕株州，经汉口，回重庆。到达汉口时，情形已非常紧张，到重庆的船票根本无法买到。这时，陈佩秋帮岑学恭联系到一只货船。陈佩秋是杭州艺专的学生。岑学恭虽未直接教过他，但陈佩秋对于岑学恭的绘画水平是十分佩服的。当时，她恰好在汉口。因此，帮了岑学恭一个大忙。货船早已不堪重负，并且，根本没有人住的地方，只好将简单的行李随地铺上，马马虎虎安身。不料，船行到宜昌，风声更紧，货船再也不敢向重庆行进。没有办法，岑学恭只好下船投宿。在旅馆里，他遇见了一位川军的连长，仗义的连长一听岑学恭的窘境，概然帮他买了一张船票。于是，二人同行，流逆再向重庆。途经石宝寨时，天色已晚，但岑学恭禁不住石宝寨美景的诱惑，约上连长一齐登上石宝寨。两人黑灯瞎火，铁铁撞撞地夜游了一番，结果，什么也看不清。辗转多日，终于又回到了重庆。 1950年以后，岑学恭同共和国的成长历史一样，经历了大悲大喜的生活历程。也是岑学恭画风日趋成熟、自成一家的艺术历程。建国之初，年青的共和国急需各种人才。由于岑学恭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自然而然被调入西部博物馆工作（后来改名为西南博物馆）。被选为重庆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重庆美术家协会成立后，又调到重庆美协任国画组组长。此时的岑学恭，可谓是春风得意。 1956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在全国选择一些有影响的画家，重走长征路，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当年中国工农红军英勇卓绝的艰苦历程，鼓舞人民的斗志。岑学恭在众多的艺术家里面脱颖而出，与董寿平、陶一清、溥松窗、颜地、李方白、李俊、司机老高等人一起，从重庆出发，经成都、天全、大渡河、泸定桥、会理、金沙江、遵义等地，重走长征路。重走长征路艺术团团长是董寿平。董先生是很随和的老先生，没有所谓团长的架子。重走长征路艺术团的领队是李俊。李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派出的官员，负责沿途同当地政府和部队的联络，同时，他更重要的工作是保卫画家们的安全。那时，全国刚解放不久，土匪比较猖獗，随时都可能蹿出来攻击，司机老高的驾驶座下就放了两枚上了弦的手榴弹，以放不测。走到天全附近时，还专门征调了一个班的战士，荷枪实弹的保护画家们。随行的专车是一辆军用大卡车，在当时，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交通工具了，画家们都坐在后车厢里，路况很差，颠簸得很厉害。画家们基本上沿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路线前进，沿途所见，人烟罕至，十分荒凉，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画家们边走边写生，岑学恭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精神所感染，总是利用一切时间，写生做画，记录长征的精神。在泸定桥头，岑学恭一连三天，步行从泸定桥这端走到对岸，在桥头堡上，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描绘泸定桥雄姿。这次的写生活动，对岑学恭的触动很大。首先，在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沿途上，他感觉到了路途的艰辛，一路上都是山壁陡峭，几乎无路可走，人烟罕至，没有水源，以前他只是听说中国工农红军吃草根和树皮，没有真正的实际感受，现在，当他走在长征路上，才感觉到自然条件的恶劣，惊叹于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的坚强意志，在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路途中，险恶的自然条件，让他触目惊心，也让他更加明白“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其次，岑学恭也在深深的思索，艺术、艺术家如何反映时代的精神、如何为人民大众的问题。真正的艺术，它不应该是孤芳自赏，不应该是无病呻吟的自我陶醉，而是走在时代的前列，艺术的反映时代，呕歌时代精神，起到鼓舞人、感染人、教育人、赞美生活的作用。每一次的全国美展，岑学恭的作品均被选入。1995年，入选全国国画展。《都江堰》、《四川梯田》、《木筏》三幅作品参展；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他的《都江堰》作品一幅；美术杂志选登《木筏》一幅。1956年参加全军美展，其作品《泸定桥》被军事博物馆收藏，《都江堰》被故宫博物院收藏。五十年代初，汪云松要送一个古董给毛泽东主席，这件古董是一个套料的花瓶，70cm高，粉红色，古董非常名贵，叫做“天球尊—东方红美人霁”。需要在瓶上画图，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将设计任务交给岑学恭，岑学恭画了一幅原大的水粉画呈交，审查通过后，绘制成正式的作品。由于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冯院长称赞他的设计有“国际水平”，不料，这句话给冯院长惹了不小的麻烦。反右时，群众一致说冯院长称赞岑学恭的画是“美帝水平”，真是啼笑皆非。可惜，好景不长。1956年刮起的反右狂飚，使不少有作为的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1956年，岑学恭奉命组织画社，这本来是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实在看不出成立画社究竟有何政治目的，并且，当时的主要美协负责人让岑学恭组织，其间还要求岑学恭每天汇报，甚至还斥责岑学恭“搞慢了”，不料一夜之间，画社竟然有了政治组织的意思，岑学恭也自然成为右派。这真是莫大的怨枉。翻开中国这页沉重的历史，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顷刻之间或一句话的原因，造成的各种冤假错案，不禁使我们扼腕叹息。好在岑学恭刚正不阿，并且没有消沉，虽然下放到长寿河农场“改造”，但他仍然十分乐观。所幸的是，长寿河农场从领导到工作人员都是有右派的嫌疑。彼此彼此，平时相处并不觉得十分难堪。 1958年，农历大年三十夜，农场党委书记找准各摘帽右派们谈话，轮到岑学恭时，党委书记说“你在申请表的‘有何反党反人民事实’一栏中，怎么什么都没有填？” 岑学恭平静地回答：“我没有这样的事实，也没有开过任何会，所以我不能填，哪怕是你不给我摘帽，我也不承认有反党反人民的事实。” 第二天，大年初一，召开摘帽大会。岑学恭已经做好了摘不了帽的准备。不料，宣布摘帽人员时，第一名是吕林，第二名是岑学恭。终于不是右派了，但是仍然要劳动“改造”，1960年才离开长寿河农场，安排在重庆谢家湾机械学校学习。有辱斯文。最富有戏剧性的是，要求岑学恭组织画社的那个美协负责人，此时也成了右派，并且与岑学恭同在一个厂学习，住在同一间屋里。虽然没有问题了，但是星期天仍然不能回家。真正有才能的人当时基本上却成了右派，但是遇到了比较复杂和专业性很强的事情，左派往往束手无策。“右派”们又开始大显身手了。有几件事情，岑学恭至今回忆起还十分自得。 1971年，重庆筹办“工农兵体育运动会”时，需要有体现广大工农兵对“文化大革命”欢欣鼓舞心情的标语。按照设计应由坐在现场的观众，手举各种不同颜色图案，根据需要不停地翻动。这可是个系统工程。 “左派”傻眼了，没办法只好让“右派”来干。对于岑学恭来讲，这只是小菜一碟。学了那么深厚的专业知识，无外乎就是简单的座标连结罢了。就这样，岑学恭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应该由“左派”来解决的问题。另一件事，是四川要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画四幅大竹帘画，画高10米，宽5米，采用喷绘的办法绘制。这幅画很多人不愿意画，一则是政治任务，弄不好问题就大了，二则是时间紧，没有返工的余地，三是画又不留名，吃力不讨好，因此，画画的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臭老九”，第二个条件是受过处分。所以岑学恭又被“不幸”选中，与他的同学苏葆桢一起在美院赶制。这幅画是由姚石倩先生画出6尺小样，然后岑学恭和苏葆桢用投影的办法，爬在地上勾勒，在特殊的供喷漆用的纸上偻空，然后用了10万颗大头针别在竹帘上喷绘。自然又是非常圆满地完成了这四幅大作，至今这四幅画仍悬挂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内。成都也不甘落后，也要向人民大会堂送礼，于是省政府急调岑学恭到成都设计银盘图案，该银盘内圆直径为1公尺，加上外面的向日葵花边一共约为1.25~1.3公尺直径，岑学恭绘制了“红岩”、“万水千山”、“大渡河”指导工人们制作，并且亲自设计了悬挂方案，把开始设计时，一些人认为起不了（悬挂不起来），变成了“了不起”。 1972年，“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决定迁往成都，美协派岑学恭、龙云高、达瓦、宋葵君到成都物色地方。于是岑学恭来到了成都，从那时起，岑学恭就一直居住在了成都。这期间，是岑学恭创作收获的丰收期，随着国运的回升，中国画被世界越来越重视。岑学恭也焕发了艺术青春。 1972年，他为荣宝斋行销日本作《秋林群鹿》三幅，《春溪鹿鸣》一幅。均为六尺横幅。中日友好条约签订十周年纪念画册（日本版）入选《川西林区》一幅。 1978年，四川美协举办岑学恭等十二人联展。西德中国画展，入选国画一幅。 1981年，荣宝斋出版《山水画扇集》入选《三峡》扇面画一幅。全国铁路职工第二届美展选集，刊登《三峡》一幅。 1982年，南京美术馆举办岑学恭写生画观摩展。 1983年，《岑学恭国画选》画页一套出版共二十三幅。 1984年，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出版中国画入选《巫山云》一幅；四川省诗书画院成立纪念画刊入选《松》一幅；在南京鼓楼公园举办个人画展。 1985年全国储蓄书画选集入选《巫山高出云表》一幅；香港博雅艺术公司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展书画集入选《山水》一幅；日本京都出版《风月》诗刊入选《诗、书法》、《松》、《三峡》；参加日本现代水墨画协会为促进日中两国文化交流举办《第十八届全国精选现代水墨画美术展》荣获优秀奖；在南京举办黄君壁门人岑学恭、黄纯尧、东方慈君三人联展。 1986年，深圳展览馆十周年纪念画集入选《三峡》一幅；日本《四川省现代美术展画》入选《巫山巫峡气萧森》三峡国画一幅；四川省诗书画院院刊入选《巫峡》一幅；菲律宾中国艺术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刊入选《三峡》一幅。 1987年四川省诗书画院刊入选《万里风烟入画图》短文一则、国画《三峡》一幅，《石猴观云海》一幅；为陕西轩辕黄帝陵绘制《翠柏凝春图》；为北京图书馆建馆七十五周年出版《北京图书馆纪念画集》入选《三峡》一幅；参加日本现代书画美术展荣获感谢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八十年画集》入选《万山深处一孤舟》国画一幅；参加日本劳动者福址中央协议会与中国职工对外交流中心举办《中国现代书画美术展》画集入选《急流勇进》一幅；湖南湘潭日报创刊三十周年画册入选《万古长表图》一幅；中国漓江出版社同日本赞交社全印《名家画桂林》大型画册入选《漓江晓色》、《桂林冠崖》共二幅。 1988年去香港参加《中国书画展》；香港中国旅行社成立六十周年画册入选《秋林雪山》一幅；台湾高雄四川同乡会年刊入选《万古长青》、《风帆出三峡》共二幅并展出；台湾国际美术协会邀请参加汉城奥运美展入选《三峡》一幅并荣获汉城奥运美展奖状及金牌；日本现代水墨协会第十八届美展优秀奖；日本国际美术协会第十八届美展优秀奖；日本国际美术协会第十二回美展表彰；中国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定中，被评定为一级美术师；参加日本国际美术协会《第十二回国美展》荣获表彰奖；日本弥勒之里美术馆举办《中国现代绘画名作展》入选《三峡》一幅。 1989年荣获四川省美协《丹表寿星奖》；日本东京都《第二十五回亚细亚现代美术展》入选作品一幅；参加香港天壇大佛《海会云来名家书画展》入选《春溪》国画一幅。从一九九四年以来新作超过八尺宣纸巨幅画作四十余幅；报纸杂志发表画作香港、新马地区百幅以上。 1990，年参加四川在香港举办《海峡两岸四川同乡书画展》任代表团副团长。 1991年，入载《中国人物鉴》；十一月在深圳举办《岑学恭深圳访友画展》；参加《中华名人协会》。 1993年，入载英国剑桥大学国际名人录；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伟大祖国锦绣山河》师生画展；荣获中国四川成都93年国际熊猫节中国画大展特别奖。 1994年，荣获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民族百花》荣誉金奖；入选中国民族书画院主办《中华民族书画艺术大展》。 1995年，《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辞书出版获荣誉奖；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四川省美术作品展金牌；日本京都村上美术界馆特别荣誉奖；台湾中国美术家协会美展荣誉奖；台湾国际文人画家协会美展荣誉奖；岑学恭、罗其鑫、岑小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巴山蜀水》三人联合画展。 1996年5月组织《长江三峡写生团》赴三峡写生，共二十五人。岑学恭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巴蜀诗书画研究会会长；四川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四川省诗书画院、成都画院顾问；成都市政协书画院院长；天府书画会会长；日本现代美术家联盟海外理事（永久）；国际书画艺术拓展中心常务理事。出版画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岑学恭国画选》一套；台湾艺术家出版社出版《岑学恭国画选》一本；台湾艺术图画公司出版《巴山蜀水》画集。 …… 是人才，总是会得到社会承认的，不管这个人才是否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岑学恭就是一位杰出的艺术人才。因此，社会终究会承认他。在岑学恭人生的经历中，有五个阶段是他最为痛快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1934年考入南京蒙藏学校，在蒙藏学校的学习，使他开阔了眼界，对于中华民族浩瀚的文化传统，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第二个阶段是1939年考入中大艺术系，使他有机会师从徐悲鸿、黄君璧等巨匠，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笫三个阶段是1946年至1947年在成都的教书岁月，在友人的关照下，生活无忧无虑。似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的感觉。第四个阶段是1972年寓居叶瑞琨家中，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大杂院里感受到人间的浓浓温情。第五个阶段是1972年应北京荣宝斋之遨，住在北京饭店的一年时间里,专心致志绘画，是他吸取南北绘画众长、形成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并由此演变为“三峡画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契机。在众多的弟子中，恐怕叶瑞琨是他最为器重的弟子了。 1955年，叶瑞琨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人家。父亲系人民商场职工。母亲在水产公司工作。 1972年，叶瑞琨初中毕业。同所有同时代的人一样，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就意味着将上山下乡，改造“世界观”。而此时的叶瑞琨，迷上了画画。没有老师，仅有的《芥子园画谱》，成了他临摹的最好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