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3日 我讲的故事
进 勇
今年是我们支边三十周年纪念，5月3日我们在成都金牛宾馆搞了一次非常成功的纪念会，我们从云南保山新城农场把我们当年的老朋友请来参加了纪念活动。
在会上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所经历的故事，或许这个故事在我们每一个人中都曾发生过，确实太平淡了，但是，我却几十年忘不了，今天在这里再讲给你听听，希望能引起你的共鸣。
在讲故事之前，我先介绍了故事的主角，主角有三位。
首先我作了自我介绍，我是故事主角之一，我原是成都一中的，1971年4月2日是我满18岁的生日，这一天，我满怀自信的到斌升街派出所去下户口，我记得非常清楚，还花了四分钱，当时，我想总算成了大人了，能够工作了，而且是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但是一听说还要交四分钱，就有点耿耿于怀，十八岁了，成人了，响应国家号召，是下户口，又不是上户口，怎么还要钱？很长一段时间想不通。
管它的，总算等到了4月11日上火车，17日分配到了三营一连，在连队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就不说了。本人算表现可以，不到半年就从连队上调三营学校教书，上调那天是9月13日，也就是林彪摔死的日子，记得很清楚。
接着我又介绍了第二位主角，就是从农场来到今天会场的教师，
董丽老师。我向大家介绍了她的基本情况，我说她比我先调学校工作，而且是一位非常好，又非常善良的老师，是我们老职工的代表之一。
第三位介绍的主角就是我的老朋友，曾经在一个连队的知青战友，现在是成都青春美容公司的总经理，张晓碚。张晓碚是十中的同学，与我下在同一个连队，十中的同学到连队要稍晚一点，大约是6月底，我是9月调走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同一个连队相处时间不足三个月，当时论关系一般般。
接着，我就告诉大家下面故事开始了，故事名叫“两瓶白开水”。
大约是七一年的九、十月份，也就是我刚调到新城学校不久，有一天中午12点左右，我从医院门口经过，看到一位知青穿着一双拖鞋，裤脚一只高，一只低，衣服脏兮兮的，一看就知道是刚从大田回来的，蹬在那里，病兮兮的样子，非常痛苦。我一看有点像是我们连队的，说实话，当时好像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现在当然知道了，他就是张晓碚，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浑身不舒服，难受。下了班才匆匆赶上新城看看病，但是医院的医生又下班了，只有再这等到下午上班看病，我当时仅仅出于都是知青的想法，就叫他到了我的房子，找了医生来看一看，一诊断是唷疾，就是俗称的打摆子。长这么大，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病，那阵势是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嘴唇也开裂了，想喝水，但是，我连水瓶都没有，学校厨房门也关了，找来找去我就到了董老师家，说明情况，董老师二话没说立即就把家中的八磅水瓶拿给我，晓碚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两瓶水喝的干干净净，出的汗把两床被子都打湿了。当然，后来病也好了。故事就这么简单，但是，今天我讲给大家听，就想说明这其中包含着非常非常多的含义。
一是在云南的许多经历都淡忘漠糊了，但是这件事我却一直记在心中。因此，我要在这感谢董老师（我在会场向董老师深深地鞠一躬，代表张晓碚向董老师再鞠一躬）。我想我们知青在云南八年的日子里，得到老职工的帮助何止两瓶白开水。请允许我代表我们全体知青向农场老职工说一声：谢谢！（再鞠一躬）并请今天到会的农场领导向农场全体老职工转达，我们成都知青不会忘记农场老职工对我们的关心、帮助、培养。我们也不敢忘记。
二是我想说明的是人与人之间多一点关爱，也只有互相关爱才会接交更多的朋友，古人云：多个朋友多条路，这是绝对的真理。我所讲的就是实例，从七一年开始到现在，我和晓碚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多年来，他对我的关心帮助就不说了，我只说这次农场领导十七人来成都，我是4月17日（正好是我们到达农场三十周年纪念日）这天接到农场方书记的电话，才最后确定农场老朋友要来参加纪念活动的。第二天是18日，我和黄清林到了他的办公室，告诉他农场党委研究，将派党、政、工、青、妇代表赴蓉参加我们在成都的纪念活动。他二话不说，立即表态，先拿出一万元钱，作为这次活动的资助，并且要求不必声张，当时我认为是不是多了一点，他立即就说都是老朋友了，而且都是在一起多年的难友，花点钱是应该的，一定要搞好这次活动。
说到这次纪念活动能够顺利举办，就不能不说我们十五团的知青是好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金牛宾馆是四川的国宾馆，费用肯定不菲，一方面我们茶店子小学校长李一和八一学校的田木金做了大量工作，费用降到了最低，还有布置准备工作就不说了。另一方面，我们原来准备找30名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战友由黄清林来摹集资金，每人准备500元，结果一讲不少战友都出的是1000元，比方：张济明、陈忠林、卜永泉等都是1000元，最让人感动的是原四营的汪世清同学，现在是北京团中央信访处处长，说起来应是厅级干部了，但是论收入估计可能就是一、两千元的收入，而且在北京的花费肯定比成都高的多，当她得知我们要搞这次活动时，她预计无法参加，特准备了一千元，准备资助这次活动，上个月她到了一趟云南，云南的某地发生地震，她把这一千元捐给了地震灾区，后来她到了成都，我们正在商量今天这个活动的准备工作，她把身上仅有的400元全部拿出来，交给我，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我们几个在那里，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我只能说，我们十五团的知青是好样的，是有感情的，懂感情的。各位同学，各位战友，今天，我们每一位手上拿的这本纪念册，是一营王贵龙资助的，应该说比十年前的那本好的多了，一千多本，大家都会知道，又是好几千、万把块钱。为了把这本纪念册搞的更好，加一点看点，我们的笔杆子金平，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写出了这么漂亮的前言，还有胡正南不仅在这本纪念册上有大作，而且在报上发表文章。这一切的一切都体现了我们十五团的战友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知青精神。
接着，我又讲到我们有一位十中的同学，叫陈道琼，她是71年到云南的，73年因父母去世，回成都为父母办丧事，办完丧事回农场，这一去就是二十七、八年没有回过家乡成都，一方面是父母都不在了，一方面是经济确实太困难了。今年，纪念支边三十周年，我们向所有留在农场的知青都发了邀请。陈道琼非常想回家乡看看，路费花销都是找周围邻居借了一千元上的路。当我了解到陈道琼的实际困难时，我就打电话请三营四连的联络员唐坤芳，能否发动连队的战友想想办法，能不能凑三百元，解决一个半边路费（我当时了解火车票二百多元，汽车票几十元），唐坤芳是一位非常热情又懂感情的战友，立即行动起来，自己就先拿出三、四百元，又发动各位知青战友，这个五十，那个一百，短短几天时间，就凑了三千多元，有些成都知青本身并不宽俗，也可能本身就是下岗工人，拿不出现金，就把家里的衣服拿来，请唐坤芳转交。这些事的发生和经过，我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因为我不是作家。但是这里所反映的知青之间的感情本身就是语言、文字所无法表达的，只有你我在云南那片红土地有相同经历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当我在讲到这些时，会场是至始至终的安静。说实话，单位上开会从来没有这种现象。
会后，我听人说，有不少知青哭了。
会后，还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今后，我还会讲给你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