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雕塑与想像 　     中国人的想像力是很丰富的，迅哥儿对之曾有精妙的说明：看见白臂膀，就想到全裸体，想到性交，想到私生子。古人看见大自然中的山、石等就会想像那是神或仙，或想像龙啊凤啊龟啊之类的神兽，并杜撰出许许多多的神话传说。人们评价一幅人物画好不好，一般只两种说法：像，或不像。画得像的，自然是好画，画得不像的，叫做“神似”。         中国人对雕塑总有独到的鉴赏力，这源于绝妙的想像力。有个“民主与科学”雕塑的上方是个地球，于是有人说民主与科学顶个球。成都人都知道城东的两座雕塑：一座是男女工人背后有个大圆圈，于是在下岗运动之始便有人想像那象征“工人阶级等于零”，另一座是川军出川抗日纪念雕像，有迷信的农民工就想像出“不许进城”的含意，原因是那枪对着城外，进城得绕道走，否则找不到工作。         当年成都知青去云南前从毛伟人的雕像前走过，便想像那伸出的巨手代表着“五年”。但到云南后，似乎并没有看到“再教育”的尽头。回成都探亲的知青相邀相聚时，常常约定在市中心的“伟人像”前碰头。于是有机会认真琢磨伟人的巨手，发现伟人另一只巨手藏在身后，那不是另外五年吗？哎，十年就十年吧！但有人说伟人用的是乘法：二十五年！我的妈妈呀，这么长的时间可真难熬啊，好在还是有个盼头。但人的想像力有时又是相当令人扫兴的。有人说，你看清楚喽，伟人的巨掌心朝着什么方向？你伸长胳膊把掌心对着人表示什么？那巨掌心正对着我们含泪而去的方向——火车南站，也正对着云南。只要我们面向成都，等于正对着伟人表示拒绝和否定的掌心。至少，那表示的是“古德拜”、“慢走”、“有空来玩”之类。于是我们几乎心灰意冷，在绝望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了。邓公救了中国，也救了我们这群背井离乡的苦孩子。成都人开始公开地称伟人为“大爷”，喻示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这称呼或多或少还是含有几分敬意的。要说相约在哪里会合或碰头？——“大爷像前”、“大爷下面”、“大爷背后”等。我就记得有几次都是在“大爷右边”同众支友碰面的。         有人又开始想像，说只要不面对着大爷，其象征意义是不一样的。大爷那朝向南方的巨掌心还有“进军”的意思，表示要整钱得去南方发展，那里也是一片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所以，如果那时你问多时不见的朋友在哪里发财，他可能回答说“大爷挥手我前进”，表示去了南方沿海。         前不久听到一初中生给同学打电话，相约见面地点：“明天上午十点在东东娃打的的地方。”我其实没有听懂，以为那“东东娃”也是他的某位同学。只是纳闷：那“东东娃”乘出租车还有固定地点么？后来才知道他是指成都那座最大的雕像。我不禁对现在孩子的诙谐和想像力赞叹不已，真是时代不同了，连想像都是不一样的。从“伟人”、“大爷”到“东东娃”，可见沧海桑田。不过你想想也很自然：现在的人站在大街边伸长手臂，除了要招呼的士，还会有什么别的含意呢？ （三十一）坏事变好事          在云南潞江坝当知青时，我曾赶过马车。拉车的是二骡一马，性情暴烈，但力大超群，一般的马挣不上的坡，它们能轻松地挣上去，很适于在山地拉石料和木料。赶马车本是个好差事，许多知青梦寐以求，因为那活儿干脆、洒脱、威风，还会有较好的地位和人缘。但我心有余悸，老觉得那仨畜牲总有一天会受惊，要了我的小命。         六十年代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奇怪的是这些英雄绝大多数都壮烈牺牲于安全事故。而其中的欧阳海、刘英俊、吕祥璧（好像还有其他人）等，死法竟如出一辙——骡马的受惊。加上电影《青松岭》对马儿怪僻性情的描述，使我对赶马车这活计有种不祥的预感，如迅哥儿的某君昆仲所说：“我怕得有理”。          那时出了安全事故死了人，常会有英雄问世，要么舍己救人，要么舍命抢救国家财产。没人追究事故责任，更不会像现在这样以单位头头是问，或革职，或查办，或兼而有之。当时人们关心的只是有没有英雄出现，若有，则单位上、地方上便会上报，树为典型，大会小会、大报小报会忙得不亦乐乎。          这就叫做“坏事变好事”，印刷体曰“辩证法”。          我曾到一个叫蒲缥的地方去拉炸药，适逢仓库漏雨，负责人正吩咐一老头将受潮的黄色炸药挑到旁边一间茅屋去，放在铁锅里炒。我倒抽一口冷气，连忙退出来。里面的人说怕个卵，已有人拉着炒好的炸药回去了。我与炸药打了多年交道，知道黄色炸药是一般的明火点不炸的，需要相当高的温度，否则只能用雷管引爆。但我心里还是不踏实。终于，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一声巨响后，但见衣服的碎片和房上的茅草飞向空中，房顶倾刻不见了踪影，那老头也化作了齑粉。究其原因，是堆放黄色炸药的地方曾经堆放过见火就炸的黑色炸药，扫地时未将其扫干净，故而有微量混入。在烘炒时，遇高温就炸了，虽是微量，却引爆了锅内的黄色炸药。但是，我后来得知，并没有人为之承担责任。相反，当地曾欲将那老头树为一心为公并因公牺牲的典型，“英雄事迹”已报上去，只因老头的富农成份未过政审关，坏事没变成“好事”。          我现在欣慰地看到，中国人不再将安全事故变成“好事”，据说这是从八十年代初处理“渤海二号”事故开始的。当时本欲弄成英雄事迹，但被中央领导及时制止，相反，还处理了当时的责任人，如石油部长下课，油田总指挥被抓。这说明中国人开始务实，开始重视和珍惜人的生命，并从盲目而空洞的英雄鼓噪中清醒过来。但从中国现在三天两头的矿难来看，仍可见人们对生产安全和人的生命的忽视。这种忽视，是不是与当年“坏事变好事”的意识惯性和恶劣影响有关呢？          坏事就是坏事，硬要将其“变”为“好事”，与阿Q的心态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