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武装排战士失踪引发的事

黄军永

1972年春节，大年三十按照习俗，连队杀了条“火箭猪”虽然肉少得可怜，油水也不大，我们支边已近一年的知青，痨肠寡肚也还算是可以沾上点油星。晚上吃了“火箭猪”后，我与几个知青在屋里闲聊着，忽然通信员小冯的脑袋在屋背后的窗口伸出来，似乎有点带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今天该你查哨，你们排的巡逻队员不在了”，我也猛然想起，对呀！我们武装排正副排长分工，今天该我查哨。所谓岗哨，即是在南定河上架起的一座竹桥，为防敌人破坏，(阶级斗争这根弦是当时绷得最紧的)我们武装排三个班轮流在桥头巡逻站岗，我以为是通信员开玩笑吓我的，看了他一眼后也没答理他，他见我不理他就说：“真的，连长叫你到连部去”，这下我真相信了，急步闯进连部会议室，指导员、连长等人神情非常凝重的围着会议桌。这时王排长对我说，七班副带的两个执勤的不在了。我说我应该在九点钟查岗，他们告诉我说是通信员按连长的指示要找其中一个人有事，下去时发现的。当然我是没有责任的。可是三个大活人，外加一支冲锋枪、五发子弹、两支步枪各有三发子弹，突然间蒸发了，的确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怎么办？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采取措施，紧急寻找，一分钟内决定召集班、排长开会，很快排出了分工负责名单，兵分三路，一队由连长带队往营部方向沿途搜寻外加向营部报案；一队由指导员带队向五营各连方向逐连查寻；另一队选派几个复员军人在连队周围寻找并负责连队的安全。
     

我分在指导员那个队与司务长小欧一起，我们一人偑带了一支冲锋枪，每人五发子弹，沿南定河下游方向依次到各连寻找，过了四连在向五连行进的途中，已是初一凌晨，走在两旁布满飞机草等荆棘的土路小道上，远远的我们发现距南棚寨不远的路旁有一点微弱的亮光时隐时现，最初我们以为是比较大的莹火虫，可停下来一看亮点的位置是固定的，如果是瑩火虫，不可能固定那么久，于是我们三人都有些紧张起来，指导员是部队转业的，有一定军事知识，当即果断的要求我和小欧走“之”步，不要前后左右并排，指导员说他走前面，叫我们二人随后呈左右分开状，我们一想“不对”。万一前面有情况，首当其冲的是指导员，一旦他倒下，小欧是司务长，又没打过靶等军事训练，到时候我要抵挡可能把握不住，于是我对指导员说：“还是让我走最前面吧，你随后，有情况才好采取措施，因为走前面这个人居中，随后的两个人左右分开，路两旁有掩体，定下来后我们三人端着枪将子弹推上膛，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步一步朝南棚寨挺进，我也没见过世面，那个害怕劲儿真是狼狈极了。春节夜晚，再说是亚热带地区，难免也有些寒意，露水开始铺下来，额头上冒出来的冷汗与露气交汇，微微有点透心凉的感觉，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动，似乎要蹦出来。离亮点越来越近，我的脚步不由自主的减缓了下来，甚至每一步从脚尖落地到脚跟着地都有了时间的间隔，麻起胆子不得不走，憋住了呼吸，好不容易挨进了亮点仔细一看，是一个人蹲在那里，嘴边含着水烟管，时不时叭达几口，难怪远处见到的亮点时隐时现。再定睛一看是一个傣族老倌儿。这时指导员也随后接近了，说一声：“阿未未，你在干哪样啊？”。傣族老倌儿用傣腔以含糊的汉话答道：“唔，睡不着来路边作作(坐坐)。”我一身冷汗，连握枪的手也浸出了汗来，暗自庆幸自己的稳重——食指没有扣动板机，这人原来是指导员认识的原南棚寨的寨主。
      

一场虚惊后我们又继续赶路，等搜寻到最后一个连队，往回返时，天色已微微泛白，天亮了仍没找到失踪的三人，我们只好赶回连队，高度紧张和昼夜的疲惫，回到连队浑身酸痛。连长他们将情况报告营部后，营部也不敢贻误，火速上报到团司令部，天亮时团部刘功诗参谋长等已坐吉普车来到南定河桥头，这时我们才知道其中一个巡逻队员的一只拖鞋掉在了河对岸，我们顿时感到情况不妙，是不是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那个年代最敏感的话题)或许是遭遇了蒋残匪？听当时的领导讲这一带常有蒋残匪出没，总之，各种各样的猜测让大家着实急了一番。怎么办呢？团刘参谋长他们坐上吉普车又沿营部方向去了，我们熬了一个通宵，只有原地休息。等待！等待！只有让时间的延续给一个最后的结果，也许奇迹会发生。
      

在难熬的等待中，大年初一的气氛有些许紧张，连队静悄悄的，知青们三五成堆小声的议论着与此有关的话题，设想着许多可能性。时值黄昏来临，我们猛然听到连长一声：“关禁闭”！我弹跳似的从床上跃起朝连部跑去，一看：三个巡逻队员都低着头站在指导员屋里，我们迅速检查了三支枪和子弹，子弹一粒未动，枪管也无用过的迹象。这下大家好像松了口气，连长马上派通信员到营部汇报，这时我们才弄清楚，他们是去送昨天来连队的那三个四营三连的知青邻居，春节期间团司令部下达了文件，要求各连队不得留宿其他连队的来客，昨天四营三连有三个知青与我们武装排的几个知青在成都时是邻居，支边后各自知道相互的连队，但还没见过面，大年三十这天三个四营三连的知青相约来串门，因不熟悉路，边走边问，到快吃晚饭了才到达我连，连上知道后要求他们当晚返回去，我们连队的知青则请求连长、指导员恩准他们第二天返回，说他们走了一天的路才找到我们，实在太累了。我当时是武装排副排长，又是连队团支部副书记，作为同是知青当然也极富同情心，于是邀约另两个知青团支委一道去向连长、指导员求情，并提出愿意担保他们在连队不会出事，可是指导员就是油盐不进，硬要他们当晚返回，无法我也只好实话相告，叫他们当晚离开我们连队，谁知当晚他们在一起喝了点酒，晕晕糊糊的就商量送这三个人，走到河边其他相送的人则回了连队，四营三连的三人与巡逻的三人在桥头坐下聊了一会，认为返回四营路途太远，不如避开当官的，干脆到五连邻居那里去过夜，第二天再回四营，于是他们又从河对岸返转来，正在这时巡逻队小黄的一只拖鞋脱扣了，他干脆扔掉不穿了，这就是我们第二天在河对岸发现的那只鞋。当他到五连后吸取教训没让连队领导知道，悄悄的熄灯上床半夜听到我们一行在五连连部与五连的领导对话，五连领导又分别找了各班长、排长询问，他们悄悄起来朝四营方向连夜转移，第二天上午到达四营七连，刚歇下来就见到团司令部吉普车停在四营七连查问他们的下落，慌忙中他们将枪藏进了四营七连知青的大木箱中，然后沿水稻田小路往四营四连(水稻连)躲藏。直到下午天将黑了，他们最终感到还是只有回连队，才到四营七连取出枪和子弹，急急忙忙赶回连队。关禁闭是在所难免的，可守他们的武装排人员中有的表现出过硬的原则性，不准其他人送食物给被关的三个人小陈、小黄、小冯。于是引起了一阵风波，最后我与几个知青骨干找到指导员，很认真的提出他们三个的失踪与昨天晚上指导员不从当时实际出发，处理事情不当有直接关系，这下可不得了了，指导员、王排长坚持头天的处理是按团司令部的文件执行的，没有错，并且还提出商议给小陈他们三个处分。我们几个知青一下毛了，据理力争，最后我与王排长大吵起来，要知道当时我和王排长的意见非常关键，那个年代把进入档案的东西看得非常重要，一旦受处分即意味着人生一辈子都要背上沉重的包袄，大家都是知青，本来支边后的第一次过春节，想家恋家的思绪就已经难以排解了，还遇上这等倒霉事，我们几个知青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我哭得特别伤心，想到头一天晚上他们没有同意我提出的担保，实则是对我的一种不信任，先是低声抽泣，发展到后来索性大声吵闹，边哭边说争辩着这一后果是连队处理不当造成的，领导也有责任，连队指导员、连长见我和王排长越闹越凶，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当然武装排正、副排长的意见不一致，要处理暂时是不行了，就宣布等请示营里面的意见后再说，我们在吵闹中各自散去。禁闭也随之结束了，大家不欢而散。
     

事后营教导员来连队找过我，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不能给处分，事故是因领导处理问题不当造成的，当然教导员站在他的角度，批评了我，说我不该大吵大闹，以后要注意阐明意见的方式方法，还说什么你身份不同，要考虑影响，我最后还是没有去认错，但接下来就是我的入党问题推迟了一年，最后处分他们三个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事让我思绪万千，也许这就是人生的尝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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