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临近高考的侄女突然问我：二姨妈你知道“白卷事件”吗？我惊奇地看着她，“你是从哪里听到的《白卷事件》”？她说同学们曾经议论过，中国有个交白卷的英雄；可最终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好奇才问一问。顿时，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久久不能平静，思绪又把我拖回了那个特殊的年代，是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张铁生。于是我对侄女讲诉了“白卷事件”的时代背景与事件始末。侄女听完后仍显出一脸的茫然，好像倾听了一个久远而古老的传说，从时间和空间的跨度上翻了不知多少个跟斗，懵了。是啊！当今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对知识的践踏、对文化的毁灭，全国一片红的拜神运动席卷着大地，人们疯狂地唱同一首歌，唱同一个调，同举一本书，同跳一个舞，同呼一样的口号甚至同穿一个颜色的衣服……。唉！“发神精病啦！”思绪又回到了那个“久远”的年代。
     

我们这批比老三届更惨的是（老三届毕竟是读了中学的），连小学都还没有读完的就披着“知识青年”这张皮；被赶着上山下乡去了。确切的说我们只能算“字识青年”，也就是能认识几个字罢了。连小数与分数的换算还没弄清楚，真正初中的知识几乎未能涉足，过去的教科书被破“四旧”废弃了，新的教科书又还来不及出版发行；我们就背井离乡“支边”去了。在我一生的求学读书历程中，的确是历经磨难和艰辛坎坷，在我所见识的，为求学拜读的事例也极其少见。经常回忆起那些往事，我的心就时时颤抖、隐隐作痛，比患心藏病还要难受。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家中兄弟姊妹六个，就着大的带小的，应了民间流传的“茄子海椒吊大，娃娃拖大”的说法。我七岁那年，因父母疲于奔命的赚钱养家。我在家带五妹，到了入学报名的时间，父母都抽不出空，错过了收新生，名额满员之时光；等我报名时，满员后多余的新生被分往民办小学。小朋友中早就流传着“民办小学，没得脑壳”。意指民办小学的教学质量之差。当我看到新生入学发榜时，心中尤如刀割流血般地绞痛，难过得眼泪直淌。并且非常坚决地向父母表示：我坚决不去民办小学。于是我又在家继续带妹妹。那时见到姐姐放学回家后写字，我也找来纸和笔比划、比划，假打。结果硬还学会了写简单的字。八岁那年，在长久的渴望、期盼中迎来报名的第一天，爸爸叫我在家等一会儿，他先到单位去一下，再带我去报名，我急不可待，自己拿了户口薄就往学校跑，东问西问总算报上了名，又担心妹妹在家睡醒了无人管，急急忙忙往家中赶，谁知慌中出乱又将户口本遗失，等父亲追到我，见我已哭成泪人，我们沿途回头找了好一阵，才找到了丢失的户口薄。为了这比同班同学大一岁的不解之谜，曾经有人怀疑我是不是降班头儿。当时我委屈极了，甚至非常难过，又不好解释，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慢慢吞咽。
     

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是遇见我的启蒙老师、班主任陶蕴玉；我进入望江楼小学，被分到这个年级的第一班，陶老师是当时全市评选出的优秀教师。她的敬业精神，已是目前难以见到的了，她把学生视如自己的亲生子女，耐心细致地教育；因而让我从小就树立起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读小学时，我第一批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并担任了小队长职务。最难忘的是，那时家里穷，喂了很多兔子；我每天放学后要割兔子草，经常全班因故被留训的时候，陶老师总是提前放我回家，生怕耽误了我割兔儿草。我小学时常常是天黑了，才有时间看书做作业。那是多么艰难的日子啊！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供养全家，我们大的几个兄弟姊妹也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替父母排忧解难，照看自己的弟弟妹妹不说，还要替别人带小孩子。妈妈那时已没有了工作，身体也不太好了，经常生病还帮别人带着小孩，我就经常背上背着别人的孩子在做作业，有时边烧火煮饭边看书、读书。那时，我们家吃的菜大部分靠自己种，烧的除国家供应的煤票买的蜂窝煤外，全靠捡柴捡二碳烧，一到星期天，上午与姐姐一起洗全家的衣服和被子等，下午不是去捡柴就是去割兔儿草，要不然就是与父亲一起去种菜、浇水。还有过与父亲一起步行到琉璃乡、三瓦窑、赖家店等远处去买菜种的经历。
     

记得是一九六六年六月，我们正在读小学五年级，准备期末考试复习时，突然在一天朝会上，校长宣布接文革筹备委员会的通知，不考试了。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与所有同龄人一道辍学在家。一晃就是三年。这三年里我除了在家承担家务劳动外，没事就练习写字，所以，后来我的钢笔字也还算将就。待到“复课闹革命”的年代，我们从进入初中到去云南支边，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其间参加“学工”“学农”“军训拉练”“大批判”“小评论”的时间占去了四分之三。整个初中阶段只初略的了解了一下初一的课程。在云南支边的日子里，我曾经有过一次被推荐去读大学的机会，由于贪官收了一套木器家具，使我读书的梦想逼迫“流产”。从这以后我读书的愿望更加迫切，我不相信我命中就该绝读书梦。借助我已调到小学校教书的机会，找来一些教科书，埋头自学起来。遇到不懂的地方，逢人就问，一有空就做题，利用旧报纸的边角空白处打草稿，有时为解一道难题，苦思闵想在睡梦突然开窍，半夜翻身起来继续演算。有时突然想到一道题的解算方法蹲在地上抓起树枝就开始做题。慢慢地，有一些入门了，对初中的课程发生了小小的兴趣，就在这时“适逢甘露洒边关”七八年那场绝食罢工，为我们带来一线生机，知青们幸运地大返城。
     

由于父亲单位上没有招工指标安置（按当时的政策返城知青由父母所在单位安置接收），父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提出退休让我顶替，我考虑到还有三个弟妹尚未解决工作；于是没有同意顶替。被迫“困退”返蓉当上了待业人员。做了三个月的临时工后，到街道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重新就业。由于街道集体事业人员作为“二等公民”没有报考电大、夜大的资格。我仍埋头自学，八零年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中国从蛮荒地动乱中苏醒，号召各单位相继成立职工教育委员会，要求八零年之前的初、高中生进行“双补”；由于有一直在学习的基础，在单位组织的“双补”学习还没有结束时，我顺利地通过了初中考试，拿到了一份初中文凭。紧接着我又开始自学高中的课程，当其他同龄人还在准备初中过关时，我又在第一轮高中考试中，通过了语文、数学考试合格；从而增强我继续学习高中另外三门功课的信心。就在这时我遇到单位上一个对我一生转折中起重大决定作用的、我终身难忘的好心人游志知-------游大姐。她也是一名知青，是六四年下乡到西昌的老知青；当时她患乳腺癌刚做了手术，是她主动提出接替我的工作；让我去参加当时区职教委组织的高中补习。我那时心情非常矛盾，是去还是不去？我最担心地是去了，一怕她工作太累影响康复，万一病情转化后果不堪设想；二怕自己学不好，考不上高中对不起游大姐，辜负她的一片诚心。但我又太想继续学习高中课程，机会对我太难了，如果没有人接替我的工作，单位上是不可能答应我去补习的。当我与游大姐一起去跟领导讲了后，领导见有人主动替我，也只好答应了。游大姐又不断鼓励我，帮助我。让我放下沉重的包袱，说什么你本来就不是高中生，既使考不起也不会丢面子，只要好好学了；在现有的基础上总会有所提高。我深深地感到：这学习的机会对我是真的来之不易，若不好好珍惜，怎么面对游大姐。当我心事重重地投入到高中补习行列时，实实在在的是从零开始，因为我就没有接触过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立足于笨鸟先飞的基点，坚持预习、先学的方法，每天复习了当天的功课后，提前学习第二天的课程。就这样周而复始的熬更守夜地学习钻研。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又一次高中考试时，我的另外三门高中课程也顺利过关，成功地取得了高中毕业证。正因为有了这个文凭，我才在八五年有了招聘转干的资格，结束了集体所有制干部的身份，正式成为一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对我来说这一生中的转折，全靠游大姐为我提供的机遇，如果把握不好这唯一的机会，以后的一切真的很难想象。
     

高中考试后，我参加了八五年的成人高考，同时被两所大学录取，在选择专业时，也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其中一个专业是单位上同意并组织报考的，可以解决学费，但我对那个专业不是很喜欢；而另一个专业是我自己去报考的，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但要面临自费学习，那时从云南回来，算重新参加工作，工资很低，要养家糊口，承担家庭的经济压力，这个问题不得不考虑，衡量再三，最终我选择了到川大学法律专业。与此同时，孩子的父亲也到重庆大学脱产学习三年。我一人在家，靠自己微薄的工资承受着养育儿子、上班工作和繁重的家务劳动。本来压力就够大了，再加上从云南返城后一直没有住房，能到有机会分房的单位，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正好遇到转干，有了挪动的机会；通过努力，我调到了一个新建的单位，凭着长期吃苦耐劳的经历，我在新的岗位上拼命地工作；除了搞好本职外，真的是见啥就做啥。我那时读的是川大的成人教育函授，每周有两个半天面授上课；其余就是每周六的晚上和星期日的上、下午、晚上要上课。按上级的文件，我们参加职工学习的“五大生”，单位是允许按“一、五”工作制，即每周可以有两个半天参加学习的。倒霉的是，我们单位的那个有病态心理的主要领导，不知是不是怕单位的人文化知识高了，会动摇他的“宝座”，对我们几个读书的人百般刁难，一到该我们上课的时间，他就变换着花样，阻饶我们离开工作岗位，迫使我们不得不耽误了很多听课的机会。尽管我们每学期刚开学时，就把学校发的学习时间安排表，亲自交到他手上，可是他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设法找借口，有时他宣布参加政治学习一个都不能缺席，结果就是读读报纸，又没说什么事；有时又是布置我们搞这样搞那样，有时甚至派我们到这儿、到那儿，规定办完交办的事后马上回复；（必须当面汇报，不许电话里讲），等你办完事跑回来汇报，他都下班回家了。 最难忘的是八六年初，临近我们期末考试，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要进行“法学基础理论”总复习；我们实行的是学分制，学完一门功课就结业考试一门功课，那天的复习，对我们非常重要，可就在这时，那个领导却安排，要我带着十部军车到阿坝里面去拉水泥；单位那么多身强力壮的人他都不找，却偏偏安排我，这不是故意刁难我吗？他明明知道我一人在家带着小孩，又要工作又要读书，又还患有肾炎疾病。当时我真想跟他争辩，但考虑到建房也关系到我今后的分房问题，所以只好忍声吞气地接受了任务。一九八六年的建材非常奇缺，既使你拿到了指标，（那时买“三材”是要指标的）要买到水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那次如果不是通过关系，要靠用车挨着车的排队拉到水泥，不知要排到什么时候。就是靠了有门路，把水泥拉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本想早点拉回来还赶去听课，结果只有找同学借笔记本抄，自己复习。
     

总之，在时间上我们处于劣势，处于被他的绝对控制之中。一句话：他就是不准我们去上课。我们很不理解，难道我们几个上课的人都同时得罪了他？没有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议论来，议论去，最后一致认为：他就是那种损人不利己的——白开心，真是有病。他把整人当着一种乐趣，只要看到你们被整得难受了，他就高兴了，他就以一个胜利者自居而开心了。遇上这样的人你还拿他真没办法；连道理都不可能跟他两个说，我们也向上级反映过这事，上级也来人找过他，但仍无济于事。他自己没文化，没知识，怎么能让你们去学文化、学知识呢？从此，我们暗地里都称他为“广尔石”。再也不与他为学习的事争辩，只有自己想办法挤时间，找同学抄笔记抓紧时间学习。在承受了繁重的工作压力和家务劳动之余，熬更守夜的自学，啃教科书，有时候一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在生理和心理都承受了过多的负担下；八六年中旬，我在云南落下的病根——肾炎，再度复发；医生给我开了病假，让我休息，单位的那个领导三番五次的通知我，一会儿是到单位开会，一会儿到区上去报报表，一会儿是到区上去复核；至今翻开当时的日记，还记载着病情化验的结果；由于患病骑车跑来跑去，病情不断加重，我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可就在我住医院期间；那个领导还派人到医院，跟医生说叫我出院，回单位工作。幸亏遇到我的主治医生非常敬业，不畏权势，耐心细致地给来人介绍了我的病情，并将我的病历翻给他看，从我的检验结果上，给他讲清了我所患疾病的程度及其发展下去的后果。就这样才使我获得了治病权利；那时，我曾经不断地叹息：这是什么世道啊！生了病，连治疗的权利都没有。那个年代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只好把自己当作别人菜板上的肉。那段时间我在心里不断地品味着：“什么叫苦大仇深”。
       

这一学期我因为住院没能上一节课，几个要好的同学轮流到医院来借课堂笔记给我看, 我   在医院也抓紧时间学习，有时一只手在输液，另一只手拿着书在看，一旦输完液则抓紧时间看书。期末考试时，我差点放弃考试，还是同学们劝了我好一阵，我也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考虑到休学后下学年没有了这个专业，再往后就很难说了；本学期考不起还可以有一次补考的机会，于是，我在没有得到医生同意的情况下，逃跑去参加了考试，三门功课都勉强过关。记得《宪法》考了八十三分，教这门课的陈老师说我从没交过作业，要扣我十分；班主任杨老师告诉他，说我没上过他一次课，一直在住院，他还特地赶到医院来看我。读书对于我来说真是太艰难了。
     

八七年寒假过了不久，我刚庆幸能听上几节课。一天深夜，儿子突然喊头痛，我迷迷糊糊地拿来温度计一量，啊！不得了！三十九度五，于是赶快背上儿子骑自行车到离家最近的川大卫生科，经医生检查，是耳朵里化脓了，叫赶快送二工医院（即现在的七医院）；我一个人背着儿子又慌慌张张地赶到二工医院，医生检查后，说需住观察室输液，我只得在观察室陪着儿子到天亮，单位上的事又丢不开，找人帮忙又找不到，只好求助临床病员的陪伴替我照料一下，忙天慌地的跑到单位上交待事情；当时我多希望能有人帮帮我哦！可没人能帮得上忙。就这样在二工医院的门诊做了耳朵的手术。手术后，儿子的耳内继续流脓，我就一边上着班，一边带着儿子到川医检查、诊断、治疗。记得有一天，天下着雨，我穿着雨披骑着自行车搭儿子到川医打针，为了避开走小天竺菜市人多车挤，我从致民路，过新南门大桥绕到锦江大桥从人民南路到川医去；走到滨江路，因为是早晨人流高峰，连日的劳累，我一身无力被别的自行车一挂，车龙头掌不稳，大人、小孩与车一起倒地，雨披裹着我的脚，怎么挣也挣不开，周围的人只顾着匆忙赶路，我急得痛哭起来；这哭声才引得一位老大爷停下自行车帮了我一把，从地上爬起来我感到混身无力，拉儿子坐在路边半天缓不过气来。靠一个人拉扯孩子的日子真的太艰难了。后来儿子被确诊为中耳乳突炎，需住院手术，我连续几天，天不见亮就去入院处排班都因没有床位，办不了入院手续，急得我焦头烂额。谁知有一天，我刚到医院就有一个人在招呼我，我一时想不起这人来，经他提示，我才想起他是我们辖区一家救济户的亲戚，不久前我曾帮助过他的亲人。正好他在五官科做临时工，在他主动帮助下，终于让儿子住进了医院。在儿子住院期间，我请不到假，得照样上班，每天中午到医院料理儿子的事，下午一下班马不停蹄的赶往医院，晚上挤在病床上凑合迷瞪迷瞪。待第二天把早饭弄给儿子吃了又得赶去上班。当时川医的五官科在四楼，我每天爬上爬下好多次，加上慢性肾炎，双脚肿得象坠铅一样，拖都拖不动；儿子的一个病友——来自西藏灵芝的白玛玉珍阿姨见我双脚肿得发亮，主动提出帮帮我，有时她打开水时帮我也打了，孩子手术后输液，液输完了她帮忙叫一叫护士，中午我来不及赶到医院，她打饭时也帮我儿子打打饭，等她做了手术，我也帮她去给她家里发封电报，帮她料理一些事务，相互搀扶着终于坚持到儿子出院。这段时间对我来说上课则成为了泡影。

　

　

儿子出院后，虽然我又能到学校去听课了，但每天儿子上学、放学我都得接送；怕万一有个闪失会影响手术后伤口的恢复。啊！一个人带着孩子又要上班真的太难了。孩子又比较顽皮，有时稍微耽搁一下，去接他晚一点，就找不到人，得满川大去转（孩子读的是川大内的劳动路小学，现在的川大附小）去找，他就是听见你叫他也还要去躲去藏，和你兜圈子；只想自己在外面多玩一会儿。那阵又是烧蜂窝煤，特别是中午又要忙着煮饭，下午还要上班，简直是气死人。那些日子里，我从早晨六点起床揭开蜂窝煤熬稀饭开始，就不得一刻消停，那个累啊！真的无法形容；至今翻开当时的笔记，沉淀的记忆即刻跃入眼帘；“多么渴望饱饱地睡一觉，哪怕是在停尸房里静下来睡上一觉也好啊！”由此可见一生中睡不了觉对我的刺激有多深，那时非常奢望的就是不受任何影响的安安静静的睡觉。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有吃饱饭的时候却从没有睡饱觉的时候。从早到晚就像穿上一双红舞鞋，不停地跳呀，跳呀；跳得筋疲力尽，根本就无法止住。读书的那三年，每周六晚上和周日全天（包括晚上）都是上课时间。我们又是一个大班，教室里人满为患，同学们都争着坐前面的位子，力求听得清楚一些。我在儿子出院后，必须先打点好儿子的事情后，才赶去上课，有六、七个小同学就相约轮流帮我占座位，一支笔，一本书，一本作业本都算占一个座位；我很幸运地遇上那几个小同学，她们非常理解我当时的困境，体贴我的艰辛，全靠他们给我占位子，才让我不管耽搁多久，到了教室总能找到我的座位。我那时从云南回来，又没有房子，只有住在单位的值班室，十来个平方米，写字台上堆满了电视等物品，孩子是坐在小凳上伏在大凳上写字；而我则长期是靠在床头在膝盖上写字、看书，连写作业也没个桌子。一有空就把课程中要背的内容录入磁带，不管是煮饭还是洗衣服或者是做其它家务事都把磁带放起，边做事边背书。有时候睡在床上脑子里也不得闲暇，睡梦中时常能得出白天想不出的答案来，于是半夜爬起来写作业的事也偶有发生。人生苦短，如果说我一生中透支了生命，也就在这之前的前半生，把几年耗作一年在用。一九八八年好赖歹赖总算熬到了各门功课全部结业，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同学们纷纷选择了“民法”“刑法”方面的论题。我却选择“婚姻法”方面的内容，而且以“性”这个被封尘和冰冻了多年的话题；联系到我的工作实际，（我从事过诉讼内和诉讼外两种离婚工作）写了《性生活不谐调引起的离婚》这篇论文，论文指导老师给予我较高的评价。当时在学校引起了一部分老师的议论，最后一名老师把这篇论文交到《家庭与生活》报社，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出来，我还为此得到了一笔稿费。当看到文章登载在报上时，我激动得流了泪。要知道我付出多少心血哦！随着毕业论文的过关，我终于拿到了大专毕业证。完成了我的读书梦。
     

我们这一批人为求学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耗费了不少的心血，经历了不少的坎坷，经受了人们想象不到的磨难。记得在支边的日子里，我们不象现在的这些单位，有上班与下班的区别，就连晚上的时间也不是自己能掌握控制得了的。每天晚上不是集中学习就是开会，除了读学习资料，还要听那些牛皮咂，咂牛皮的诸多繁杂之事，不听还不得行。我的一个同学，为了能够请到病假来复习功课参加高考，自己用刀划伤自己，然后捉来苍蝇放进伤口内，用沙布包扎起，力求伤口感染化脓；以此为由来争取时间复习迎考。另外还有为赢得复习的时间，想出其它的办法；一个同学找医生为他的液臭动手术，选在高考前夕，大热的天气汗流浃背他先割一边夹窝，赢得七天病假，待病假刚满，又马上到医院割另一边的夹窝，再赢得七天病假。那么热的天他抬着手臂靠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当时他就住在我的隔壁，每天晚上都复习到很晚，透过土胚房的山墙缝隙，我睡醒一觉，见他的灯还亮着，再睡醒一觉，见他的灯还是亮着。经常他都通宵达旦的熬夜，刻苦地钻研；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最后，他在高考中，语文单科名列耿马县第一名。
     

“我们这一辈，与共和国同年岁”这到底是喜还是悲？本该读书的时光，却想读又读不成书，眼睁睁地看到光荫似水流淌。该成家立业的年龄又不堪重负地承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看到现在的学生，他们多么幸福和幸运啊！只要想读书就有读书的时间和机会。不象我们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托着重压“为了生活我们四处奔波”有的到老来还面临着企业倒闭，生活无着落的境地。我还算不幸中的万幸，总算能拿得上退休费。并且最大的满足就是能睡饱觉了。
     

啊！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全部读书过程。想起真让人心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