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边疆农场苦苦蹬打了五年之后，一个偶然机会，我跳了出来，无限欣喜地调进了地区文工团。尽管地区仍在边疆，但比起成千上万尚在荒山野岭间无望地挣扎的知青来，无疑已经幸之又幸。从此，我只需跟心爱的提琴朝夕相伴，再不用俯身于偏僻蛮荒的土地上毫无意义地流血流汗。日复一日年复一处地消蚀青春了。每当探亲路过的同学和知青朋友来访，都无不艳羡我的好运，而每次送别，我望着他们颠簸风尘的背景，都好似站在岸上目送扁舟向茫茫苦海中驶去一样，阵阵酸楚之中，却有一种获得超度般的欣慰感油然而生。

只是，聊以自慰的平静生活不过一年，世道和运道都起了变化。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就为超龄，昼思夜想多少年的艺术院校连复试的机会也没挨着就化做了南柯一梦。摧心颓丧之余，我转而他图，自信平日里喜好读书，凭积累考上大学文科不成问题。半年后参加高考，分数果然不低，却因为数学交白卷而落榜了。

东隅已失，桑榆又晚，文革初中生不幸的命运直到此际才深刻地展露出来。我不肯认命，几番打开数学课本，却总是茫然如对天书。一个实际上只读过五年小学却荒废了十多年的人要拾起它来，我知道意味着什么，我几乎认命了。再则，有成千上万的农场知青在，相对优越的处境也勉强还能维系内心的平衡。

谁知时代的潮流已注定要把这个平衡打破。

岁末，知青中蕴蓄多年的不满情绪日趋凸露，而且很快变成了大规模有组织的一致行动。由于他们往返都须从地区经过，我得以随时了解各农场事态的进展，并衷心祝愿沦落天涯的同龄朋友们一举成功。然而此刻的我，只可与他们同呼吸，却在也不能共命运了。那日，知青罢工的消息传来，我无法遏止异常的激奋，在团里向同事们转述农场发生的事情时，一位领导走来冷冰冰地对我说：“上级已经打了招呼，这些谣言为什么还到处散布？你已经不是知青了，说话要注意自己的身分！”

是的，我的身分变了，已是一名行政25级的国家干部。可是，血管里的血能改变得了么？满身心的伤痛能就此抹去么？不能我们愿意不愿意，历史早已默默地抹下了沉重的一笔，并在我们的灵魂中烙下了一块终生的印记。

我当时没有“顶撞”那位领导，因为我知道不能。我不会忘记一年前为一件小事顶撞领导，导致全团与省城汇演却派我去一个偏远贫困得一天两顿吃稀饭都不能解决的寨子里参加“学大寨”工作组的经历，也不会忘记因不满1978年还大演“革命样板戏”而在全团大会上接受近乎“革命大批判”的批评。

事实上，我的确也不在是知青。因为我立刻去农垦分局作了询问，答复很明白：“从你转出农垦那天起，就不在是知青了。怎么，还想转回来？那可绝对不行！就这样我们都搞得焦头烂额罗！”

我什么也没说。回来打开了教学课本，悄悄从有理数四则运算开始学起。

在排练演出之余自学数学，进展缓慢而艰难，但我别无选择，还得承受些有形无形有压力。最叫人难堪的是团里某些人的目光和冷言冷语，甚至有人在咿咿呀呀吊嗓时，时不时阴阳怪气来上一声“可怜他呀－考大学名落孙山”之类的。

就在农场知青正当要求得不到解决而愤然发起绝食的时候，一封远方来信，几乎把我也推入了背水一战的境地。

信是本团一位有幸考入S省音乐学院的歌唱演员写来的。说实话，我跟他在团里时素无多少交往，而且不知为什么，偶有应答都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彼此并无好感。甚至在她入学临走时我还说她全凭运气而不是靠的真本事，当然，她的反唇相讥也是令我刻骨铭心。不曾相她入学后来了一封信，语气十分平稳地介绍了些学习情况和有关感受，看不出有什么别的意图。纯属出于“姿态”，我回过一封信，只说是否再试还不一定。谁知她这封信却不同了，满满写了好几页，都是热情得不由分说的鼓励打气之词。而且，还明白无误地表露出让我耳热心跳的那层意思。

没容我多相，她的寒假已到，竟千里迢迢不期而至。大胆的举动令全团瞠目，几成一大新闻在小小的县城不胫而走。她为我带回了一摞新的复习资料，临走，还直截了当到地区中学替我介绍了一位姓肖的数学老师。

她又走了，只留下一句话：“相信你会成功的。”

动力如此，勿宁说是巨大的压力，不能说难以承受，我心下却时时有些发虚。周围的目光和言辞日见高深莫测，回避不了只好一笑了之。我已没有时间去满足别人的好奇心。

频繁的流动演出，我得带着数学课本去找时间自己“啃”，而自己的脑袋仿佛天生对数字缺少悟性，“啃”得异常吃力。很少有机会找数学老师请教，总共不过四五次。记得有天晚上从他家出来后，肖老师对我的数学程度直接表示出善意的担忧，他指着远处灯火通明的教室说：“你要跟那些娃娃比，数学肯定是不行的了，除非你的其他功课很有把握。我们学校是省重点，高考升学率不低，今年这两个文科尖子班抓得很紧呢……”

我默默的，有很多话想说，但最终一句都没说出来。

一个惊人的消息伴着春天到来了！

云南农垦同意全部支边知青迁返原籍，各大城市正着手大规模的接收安置工作。转瞬之间，首批返城的知青蜂拥而至，紧接着，大批的队伍滚滚而来，以前所未有的壮观之势拥塞在小小的地区客运站等待离去。他们来自本地区七个农场以及农垦修配厂、化工厂等几为世人遗忘的地方，其人数之多阵容之庞大，使这个向来平静如水的小县城沸腾了，许多居民甚至机关干部都感到吃惊，仿佛这支蓬头垢面的队伍从天而降，相不起他们当年是怎样来的，为什么而来以及匆匆路过这里后，又怎样被撒向连当地人都以为遥远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去的。人们当然也不可能了解甚至不可能想象这整整八年，成千上万的知青们是如何从炼狱中煎熬过来的。整整一个春天，县城街道上从早到晚都有知青在走动，电影院，饭馆，邮局和商店里，随时都能听到那些熟悉的话音，三层楼的车站旅馆更是被他们前赴后继地占有着，焦急地等候每日两班的长途汽车载着他们永远离开这里。

而我呢？八年前就在这支队伍当中，一直走到荒无人烟的南定河畔，跟他们一起喝玻璃汤吃包谷砂，一起打摆子，烂脚杆，痛风湿，刀耕火种战天斗地，一起偷鸡摸狗骂人打架，大批判，被批判，找出路……不息地跋涉到今天，却成了与这支队伍无关的看客，一个偏远小县碌碌无为的城镇居民。

如今，他们要永远地回到故乡去了。

十一名已考入地区师专就读的知青毫不犹豫地集体退学，返回农场，转眼就卷进了返城的洪流。

从不肯认输的我，直到这时才深刻意识到有一种被时代潮流抛弃的巨大威胁，并为之真正地震撼了。

家里父兄来信：除了考上大学，你没有别的出路。

他也不断有信询问准备的情况，好像根本没考虑过我可能再次失败。

周围有些人的眼光更加高深莫测。

一次又一次送别发誓永不再来的同学和朋友的时候，从他们的眼里，我分明体悟到了深深的悲悯叹惋之忱。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人，送别的心情却因时过境迁断然颠倒。他们都关切地问起我今后的去向和打算，我总是支吾着不敢朗然作答。一位女同学很是同情地说：“实在走不成，其实这个地方还是可以。”而另一位则好像我从此再不可能有别的出路，想说些安慰的话又找不到合适的，她跟已准备回城就结婚的男朋友商量了几句，执意把几十斤全国粮票留给了我。曾经患难与共的汉子们则说：“退职跟我们走！回成都未必还有饿死的？”见我踌躇不语，有人焦躁起来：“锤子锤，你想留在这儿做种嗦！？”

只有几位知根底的朋友清楚我的打算，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慰藉，他们也清醒地想到了：这大批耽误了八年，年龄已不小的人回到城市，要文化没文化，说技术没技术，要想在城里立定脚跟在造化，还有的是苦头吃呢。后来的事实──应证。

显然，我只是提前以不同的形式被迫作出了选择，踏入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境地。

返城大潮日见远去，小县城渐归往日的平静。一套从初中到高中的数学课本终于快要啃完了，高考临近了，我不得不展开全面的突击。

不巧的是，文工团新编排的一台七幕革命现代戏，省电台要来全部录音，这可是本团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殊荣，得反复排练精益求精。我本已不多的时间又占去了大半，睡眠被挤至每天只五六个小时。更要命的是，在兵团就患上的神经衰弱失眠症随之而来，弄得我成天恍兮惚兮全无效率可言，不得已开始用大量的安眠药，为防止关键时刻倒下，工资和积蓄都用来买了蜂王浆。

还好，电台录音在考试前一天全部结束。

三天后，我昏天黑地颠倒乾坤连续睡了近三十小时。

成绩终于公布下来，一位要好的同事陪我去县招办看分数。他见我翻登记簿的手直发抖，便一把抓了过去，但几个薄子反复过却没找到我的名字，恐惧之中，我直感心在往下沉，忽听说隔壁办公室还有个本子，两步就跨了入去，招办干部不让翻，先问我姓甚名谁和准考证号，接着，他动也没动那个本子就笑了，说：“文工团的就是你呀？恭喜恭喜，全地区文科总分第一名！”

我则几乎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

回头赶紧给家里和她各发一封拖欠了几个月的信。接着体检，虽没病倒，然而1米79的身架不足55公斤。接到云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后，去银行取出仅有的4元存款，转身时分明听见营业员在背后大声议论：“这个人连续考了三次，这回苦出头了。”“他的女朋友在音乐学院，当初……”

我承认，她在这段日子里给了我精神上极可贵的帮助和支持。但真正初恋则是之后才开始的，可惜最终只彼此留得些狂热和苦涩的记忆而平静地分手了。

数年后，我跟殊途同归的患难朋友们又聚到一起。我们的话题老是离不开那片遥远的土地，但我似乎更多了一层人生的体验，因为每当碰到什么艰难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想起那段险遭时代遗弃而独自与命运抗争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