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打风吹

作者  枫林过客

岁月镌刻的是道道画痕，于是成为了一圈一圈人的年轮。

这就是我吗？不是，不是的，这是风吹过、雨打过、雪飘过，冰凝过的人的生命。

                            —题记

    （一）投入到“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中

    公元一九六四年，深秋。一列一列的专列，一艘一艘的专轮穿梭于铁道、港口，风驰电掣地向南、向东、向北、向西…这些现代交通工具载着数以万计的城市男女青年，从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不分昼夜地驶向广种薄收的湖区，驶向贫瘠荒芜的山区……

这是一个“政治卫星”频频迭曝的神奇岁月。

这是一个创造“英雄史诗”的伟大时代。

    据当时的市政府官员透露：只要用至多三个“冲击波”，就可以将这些“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男女青年们“清空”这座城市。

    车上或船上这些男女青年们，他们的年龄段大致在四五年到五四年间出生，也就是说，他们最小的年纪也就是十四、五岁，大的也不过是二十四、五岁。虽然他们并没有什么文化，绝大多数的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甚至还只读得二年小学的也并不鲜见，但他们一律被当时的社会冠以“知识青年”的美誉。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一句伟人著名的论断顷刻掀起了中国一埸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青年运动，其涉及的广博性，其影响的深刻性足可与三十年代未的“知识青年到延安去”相比肩而有过之。

    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的，曾波及数千万家庭和关涉数千万男女青年命运的，著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这埸“风暴”何时始于青萍之未，今人可从若干史料中一窥端倪。用今人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确属于一种无奈的、政治政策导向性的大移民、大迁移，是当时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中国大地以“摧枯拉朽”之势进行，国民经济遭到了致命的破坏，全国各行各业基本处于瘫痪的状况，而人口的急剧增加则给城市带来了空前的压力。

    于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运动应运而生；于是，一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崇高得无限拔高的口号，就轻轻地把数千万城市青年无法就业的危机抹去了；于是，那些满怀豪情去农村战天斗地的青年们注定了没有“大有可为”的可能，而恰恰相反的是，他们注定了今后的命运日趋走向悲惨境地的不可逆转性。

    从小就做着“为国分忧，为国捐躯”的英雄梦的我，几乎不用“申请”，即被街道办事处当天光荣地批准为“知识青年”。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讲究“政治出身”的年代，竟然因我出身太黑，被告之不能去当时大家都很向往的，又能过集体生活的大型农埸。我只能插队。

    那年秋天的一个日子，梧桐树的落叶被萧瑟的秋风卷向马路中间。我沮丧地靠在“街道办事处知青办”的门边，脑子里塞满了愤懑、失望…

我丝毫也想不到，同是“下农村”，为何偏偏和别人不一样。我落寂的神态，被街道领导朱大伯看到了。他走了过来亲切地告诉我说：“插队也不错啊，你只有是这样，才能更好地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得佩服这位四十多岁的大伯虽是小学毕业的底子，却显现了一位政治系教授的风采，他口里一套又一套的“革命青年改造论”把你唬弄得车车转，“再说，农村的贫困需要你们去改变，贫下中农都在日夜等待你们啊。”他讲得似乎语重心长，你不能不被他那巧舌如簧的舌头打动。   

我心里清楚，早几天母亲学校工宣队已经向她下了“最后通谍”：儿子不下乡，你就下岗。这时候，母亲征询我的那种企盼而可怜的眼神又萦回在自己的脑际里。一咬牙，我向朱大伯表态：我明天就走！此时，一个大我几岁的青年进来，他就是这位朱大伯的儿子。他找他爸爸，要开个招工证明。朱大伯很警惕地瞥了我一眼，急急地将他儿子扯进里间房。看到朱大伯略显尴尬的样子，我的心里顿时疑惑起来。

    我难道是属于“另册”的人？

回到家里，我将朱大伯的原话告诉母亲时，母亲也许是不愿让我看到她的表情，一面说：“伢子，好点在农村干，争取进步”，一面将我紧紧地拥在怀里。那刻，我清楚地感觉到了母亲那双粗糙的手在抖动，也感觉到了她说话时的哽咽。

人生有时象一条湍急的河流，吐着白沫，滚着浪花，鲁莽地向前冲去。也许它会流到平坦的河滩，也许会冲到两壁陡峭的断崖。此刻，我别无选择地进入了我人生的断崖。

    当列车沉重地喘着白雾，载着我们在一个无名的小站停下来的时候，我在睡眼中看看车窗外，依然是夜幕重重。天还没有亮。下车的五百多男女青年在带队干部老傅、小徐老师（他们是区政府从各级部门抽调来的干部）的指挥下，就近找了个宽敞一点的坪就地坐下来休息。在这里要坐等二个多钟头到天明，然后再坐五、六个小时的汽车，越过双牌大山，才能抵达我们向往的那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西瓜芝麻，树上柚子打死人”的地方。

    也许是我们大多年纪小，容易兴奋，几乎没有人打瞌困。年龄最小的俞和平叽里哇啦地讲了一夜的活，到登上汽车的时候，他的喉咙都嘶哑了。

    我们正处在一个多梦的年龄，那地方是那样的令人产生美的遐思梦想，令人恨不得足登风火轮立即飞到那个极乐仙境去。

    （二）湖南北大荒军团来了！

    江永县坐落于湘南边陲，五岭山下。当地俗称的骑田岭：五岭山系，余脉纵横，与广西十万大山相接，自南逶迤而来，突地耸立在潇水之畔。江永四面环山，投入峰峦怀抱。相对而言，这里的季节气候是冬短夏长，风调雨顺时，特别适合绿色植物生长。这里生长的一种“六月白”的稻谷，美味清香，成为当地山民惟一骄傲的资本。据说在皇权时代成为当地向皇帝老子进贡的唯一的贡品。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常青的松柏，翠绿的古樟，挺拔的竹枝，它们象一把把张开的绿伞，顺着山势，攀坡过峡，如同绿色的大海涌向远方。山上的草木，虽经秋霜染过，有的叶子枯黄，万绿丛中，红枫点染，不失为一幅气势雄伟，气象万千，色彩斑烂的油画。

    据说当年的工农红军，在经过惨烈的湘江之战后，一枝红军分支转移到了这里，准备翻过大山，借道广西北上抗日。关于红军流传的故事，成了这里山民津津乐道的谈资。

    仿佛是一夜之间，近七千城市知青被抛散在这个不足十六万人口县份的各个角落。湖南的“北大荒知青军团”来了！

在县城宿过一夜。天刚亮，就听见外面锣鼓喧天，人声鼎沸，那是山民接我们来了。带队的两位老师在急匆匆要我检掇好行李后，我们三十八个男女知青胸佩红花跟伴着锣鼓声来到了这个山庄。我们睁着一双几分好奇的眼光看看这里陌生的一切，仿佛走到了九洲外国。我所在的知青组，六男六女，配对成双，这是上级领导为了使我们更坚定地“扎根”山村而采取的一条有力的组织措施。此外，为了在政治上充分地保证知青队伍的纯洁可靠，对出身好和出身差的知青交叉混合安排。知青大组长由血统无产级家庭出身的人担任，也不管这人有否文化，也不管这人秉性人缘如何。我们的大组长就是这样一位小学还未毕业，性格上腼腆得不善与人说话的女孩子。

她姓童，我们叫她童大组长。

    虽说这位童大组长的文化程度是“细字墨墨黑，大字不认得”的水平，她却爱记笔记。她经常用那弯曲的蝌蚪文记点知青情况，如谁谁的父母是什么“分子“啦，谁谁出身不好思想却“极端反动”啦，等等。很多知青都对那个兰色的宝贝本子望而生畏。文革时期，偏僻的山乡也乱得一塌糊涂。童组长的那个“宝贝本子”有幸得以显露真容。“文革”中期的一天，己经加入了造反组织的冯大汉和政哥将这本“另册”给我看了。一看，我这“知青小组长”竟也叨陪未座—《第八个是铜像》（借用一句外国影片名，黑名单上我排第八）。当然这是后话。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政治风气之严酷几乎遍及城乡，连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知识青年”也没有放过。

其实，童组长的思想很单纯，单纯得对任何事物的思考都离不开阶级斗争这根弦；她的语言能力有限，说出来的话几乎就是当时上面宣传内容的复制版。那时候，我也被知青组的伙伴们推荐为知青小组长，经常因大队知青工作与这位童组长碰头。有一天，她召集我们几个小组长开会研究落实安置经费问题。在谈到经费分配对象的时候，我建议对那些插队人数多，所在生产队经济情况差的知青组给予一定的倾斜。结果她不同意。不同意也没啥，这只是一次工作上的小小分歧，我也就没有再提。未想到这位童组长，为了表明自己的绝对正确和权威性，竟然将我扣了一顶“维护资产阶级公子小姐的利益”的帽子。当时我年轻气盛，很生气地站起来和她理论。她以为我会有什么冲动之举，连连退了二步，用手指着我喊出一句令大家叫绝的话：怎么，你敢搞阶级报复？一场普通的碰头会开出了骇人听闻的“阶级报复”，众人闻之面面相觑，我则如遭雷击，脑子一下懵了，只得默默地坐了下来。

我下放的所在地叫周家帮村。

    现代的不少摄影家不断地到湘西、湘南等地采风，寻找那些百年以上的老街、建筑群落，以便留下那些行将绝版的摄影佳品。每每看到那些精致故摄影作品，赞叹之余，我都会想到下放的周家邦村那种叫人留连忘返的风景。

    尽管我下乡不久，即被当地极端的贫困所窒息，被险恶的现实将自己想象中的荣耀和浪漫击得粉碎，尽管我己经意识到了自己非但不是什么“革命的知青”而是一个“流放者”，但我不能不承认，当地的风景是美的，那些保存完美的清式建筑也是颇具当地文化内涵的，很能反映百多年前人们的生态情况，是值得摄影、古典建筑等方面专家来研究的。

    周家帮村，宛如一幅淡淡的水墨写意画：小桥流水，一条清澈见底的浅涧穿村而过，浅涧两岸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地分布岸边；开阔处，青砖黑瓦、古朴幽深的清式建筑拔地而起。百多年前从广西洪扬起事时避乱到此地的几对周姓移民夫妻的后代，在这里繁衍生子休生养息。很多年来，这里的山民苗汉杂居，相安无事。围着山庄，巨大的青石叠起了一道高大而坚固的石墙，显示了这里民风的强悍。

    知青小组“驻节”在一座据说是曾为当地苗王所有的二层木制楼房里，山民称之为苗王楼。这座百年老屋，整个布局呈四平八稳的国字形，入院即可见近千平方米的庭院，楼上楼下房间共设二十余间，分别起作堂卧厨厕的作用。虽然己是日见破败，但映入眼帘的鱼池假山，雕凿精细的走廓，楠木铺就的楼面，无不显露了当年主人的尊贵。

    刚下乡时，当地政府按每个知青50斤谷配给，自己种莱。时间久了自然也就没有了这种无偿的“皇粮”了，生产队分多少粮吃多少粮。当地虽然拥有无穷无尽的山林，但当时并无“开发”一说，山民们赖以生存的只有旱地和不多的一点水田。

    山清水秀啊，散发的贫穷却令人窒息。

    记得有年我所在的生产队年尾分红是，每个劳动日（即10分工，，我的劳力评分是8分）1角2分，分谷不到1斤。可以肯定地说一个男知青不缺一天地干一年，非但没有进项，反而还要出钱才能买回分配给自己的口粮。那年我的母亲寄给我二十元钱，才得以将自己的口粮领了回来。

    刚开始给家里写信，总是挑好的写，免得母亲担忧，到最后自己饿得也没了兴趣写信了，一次给家里写信只写了两个字：我饿！

下到周家帮的知青，过的是超前的“乌托邦”式的生活。在知青群落里，无论劳力的强弱，无论男女性别的差异，只有“公平”二字，大家吃大户。谁的家里寄来了钱物，其所有权自然是“一切权利归农会”，于是，那点可怜的钱或吃的东西便成了知青们的“牙祭”。很多年过去以后，母亲听说这类“牙祭”的故事，总是泪眼涟涟唏嘘不己。

当太阳从山脊露出脸来，我们己经在田间做完了早工；当黑幕早将夕阳吞没，我们才收拾好农具借着水田反射的白光疲惫地回到知青组。我们标准地执行着古老农家的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时间作息表。年轻人的心总是容易遗忘苦恼的。回到自己的住地，这些青年男女们仿佛又象换了个人，整个苗王楼会被年轻人的活力抬起来。小提琴手小仇急不可待地将那种优美的琴声奏起，一曲激越绵长的《命运》会让大家热液沸腾，精神振奋；最搞笑的要数冯大汉，总爱来一段粗痞的晕段子，令几个女生红着脸跑开。往往在晚上十点多，我便沉静下来，将一天的疲劳和烦恼寄托到笔走龙蛇的书画中。虽然感到极度的疲劳，有时仍然会想起城里的书法老师对自己的殷殷嘱咐。

有人讲：人生有时又象一头马，一头骠悍野性的马，每个骑手都想到驯服它。凭着自己的年轻，我也在幻想着驯服这匹“马”。

（三）理葬“初恋”

有种叫爱情的东西在人不经意的时候，会猝然而至。我是在十六岁那年遭遇“初恋”的。

林萍大我二岁，虽与我不在一个生产队，但是她经常来我们知青组玩。不到十八岁的她，高挑挺拔，背线优美，特别是那双黑眼睛，水盈盈地总是象在和你说话。她能歌善舞，写得一笔好字。也是因了她父亲原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的缘故，未能考起大学。说实在的，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她当年何以会爱上一个比自己小二岁的懵懂少年。在我十六岁以前的过往中，唯一体验过女人的爱是母亲给的，她的出现让我好长时间有些惊慌。年龄长我几岁的庚哥老笑我“冒动婚姻”。最初，我丝毫也没有注意她的一切，只感觉她对我格外关心，时不时将我的脏衣服拿去洗好又折迭得整整齐齐地送来。有时看她的时候，她老躲闪着我的眼光，脸憋得红红的。还在初中，我就是个分男女界限的“标兵”，对她的“关心”有点不习惯。有次，她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粉丝肉汤，直接进了我的房。我生怕其他人看见，忙不迭地叫她端走。她将碗放下后转身就走了。在她转身的一瞬间，我惊异地发现了她眼中的泪光。

有天，开完大队知青会议后，林萍叫住了我。她匆匆地塞给我一张纸条。回到房内，就着媒油灯，她那娟秀的字体一下跃入了我的眼帘：健健，我亲爱的弟弟：在孤独中，我企盼你靠近我，哪怕你只是做我的弟弟，你喊我一声“姐姐！”让我来照顾你。萍。

那刻，我的心里开始涌动着一种未曾体验过的情愫，全身象着了火似地燃烧起来。

庚哥也看出了一点苗头。只要林萍一来，他便会学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杨排长，神态怪异地向我喊道：阿米尔，冲！这时候，林萍会满脸红晕地逼上去：去，去，没你的事！真正的所谓“定情”的时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回长沙的前夜。很晚了，我听到有人敲门，开门是她。她没有坐，只是交给我一个纸包。她告诉我：一定要到火车上再打开。然后匆匆地走了。她走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来看：一迭她从小到大的照片、三十元钱散票子。

假如这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我确实体会到了一种女人的温馨关爱，像酒一样甘淳，像泉水一样清冽。那一刻，林萍过去与我的种种交往就如一股涓涓的细流，流进了我的心田。

然而，我们最终并没有走到一起来，还是因为那该死的“政治出身”！她全家极力反对，甚至林萍以死抗争都未能挽回局面。在冬天凛冽的寒风中，我理智地将相片和钱退给了林萍。

一段时间以来，我无法述说当时没有林萍后的悲惨心境，但我选择了坚强。连一向好调侃的庚哥，也十分严肃地说了一句话“你没有自杀，是个真男子汉！”今天在回忆这段初恋时，我仍然会感到一丝痛楚。但是，那样在那样扭曲的时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这条生命之河在断崖中挣扎，仍然还得汹涌澎湃地流下去。

    大山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下到深山里面（比较而言，我们的所在地还算“平坦”一点）的一些知青，有的无师自通地学做起了木工。赶墟时，只见他们男男女女知青肩扛手提，从山里弄出来各色家用木制品。有饭桌、箱柜，甚至还有淘盆、水桶。反正木材不要钱，一通烂便宜的销售，居然也能够弄几个油盐钱。

    我特别佩服他们其中一位，号称“木匠王”的廖哥。此人个性倔强，狂傲不桀，脑子却特别聪明。从小就喜欢摆弄机械零件、几何图形什么的。他做出来的箱柜严丝合缝如同一块整木挖出，平整光洁如同一件精巧的工艺品，令人观之钦佩不己！

    我也受到了启发。我的自学木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那时学的木工技术不但在一定时期给知青小食堂解决了部分油盐莱蔬钱，而且成为了我回城后的重要谋生手段，乃至于若干年后成为了一名土建工程师。为此，我不能不感谢艰难岁月对我的这种意外的馈赠。

    下乡前，我们在知青学习班就被告之下乡后的几项任务：一、访贫问苦，牢记血泪仇，始知今日甜。二、充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三、战天斗地，敢教日月换新天，努力改变农村贫穷面目。在透彻地学习了上述内容后，大家的心潮澎湃，深感改造社会的重大责任不容有失，否则有负革命领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下乡后，我们发现这里的情况是地少人多，特别是水田少。大家雄心勃勃地找到大队周书记，我们要改造靠山根阴河那片沼泽地，要让这片废地变成良田！周书记听后，却皱紧了眉头，他不同意我们的“革命行动”。他说“那是块鬼地，人去不得啊！”大家的积极性正空前高涨，谁也不听他的，一个劲地要去“捉鬼”！周支书自然不愿过分打击我们的“革命积极性”，答应派我下乡时拜的师傅六苟和一位回乡知青昌武带着我们去征战“鬼地”。

    （四）战“鬼地”

    己经是三九天了，冰凌子长长地挂在人家的屋檐下，人哈一口气只见一团白雾。我们大队男女知青三十六个人赤着脚，裤腿卷到了膝盖，背着长齿杷和锄头，在六苟的带领下，开始向“鬼地”进军。

    改造“鬼地”谈何容易！上千亩的沼泽地沿山根绵延十几里，上面长着芦花、刺木，一层厚厚的草科植物盘根错节地“盘踞”在稀泥上……有的地方根本不能站人，人如陷进去，真有“灭顶”之灾。据六苟说，他有个侄子到此处养牛，先是牛陷入泥内，侄子赶去救助也一同陷入。待六苟几个人带着梯子绳索赶来时，沼泽地己是人牛不见踪影，沼译归于一片静寂。从此当地的山民再也不敢近前。这里成了一片神秘的“鬼地”。

    几经研究，我们改造“鬼地”的措施有二条：一是选择好的地段，将泥面上的各种植物砍伐清除并开出水渠；其次是“换土”并加撒大量的石灰以增强其土垠的板结性和可耕性。

    当我的双脚踩进那冰冷得剌人骨髓的稀泥中，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沼泽地刺骨的寒冷还是其次，最要命的是在浅浅的泥层下排满了一种坚硬而锋利的“铁梨剌”！这种东西在下面连成一片，时续时断，有的剌甚至是垂直生长的，被它刺中，可一穿而至脚面。我们的垦荒大战仅进行半天即有二名女知青因脚被剌伤而血流不止，但她们稍加包扎又加入了战斗。不幸的事终于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看到左边一片沼泽，既平整又少芦草，我兴奋地邀冯大汉赶过去，挥动长齿耙，又挑些田泥来渗和在面上。我俩干到下午，己经整理了五分多田。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右脚掌一阵撕裂般地疼痛。不好，我踩到“铁刺梨”了！说话间，我跌坐在泥里，我的脚根本拔不出。大汉见状，急忙在泥里挪动，赶到我身边。昌武也赶忙用两只手搂着我的身体。扒开泥一看，一根硕大的“铁剌梨”己如一根钢钉将我的脚钉死。我的右脚己被贯通，鲜血不断地从脚面的洞口涌出，我的眼泪也痛出来了。“老昆，别急，只有慢慢拔。”大汉一边安慰我，一边慢慢地用弯刀将“钢钉”周围的根蔓斩断，小心地抽出我脚下的“钢钉”。因为天冷人又未动，脚流的血与沼地的水混在一起结成了一层红色的冰块…

    这块“鬼地”经过我们三十多个人一个多月的战斗，终于被彻底征服了（除实在无法开发的外）。周家邦村从此增加了百多亩良田！

    在三十多年以后的一次老知青聚会上，我遇到了当年曾与之并肩进军“鬼地”的几位知青老战友，我向他们提到了当年开发“鬼地”的情景。当年的“丁瞎子”（因他戴着一付高度近视眼镜），如今己经拥有上千万资金，是私家房地产公司的丁老总，素来喜欢舞文弄墨，曾是大队上唯一的高中生的他，聚会上，居然用了一句七言诗总结了当年：雪压冰封三九旬，卅六壮士战鬼神。拼得良田百十亩，可怜垅上见血痕！

    （五）下农村后第一次面对“阶级斗争”

    一个人的心中，总堆着几座坟茔，让你思索，让你的灵魂逡巡。月芝，苗族人，死时正好二十岁，即是其中的一座坟茔。即便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回忆起这位善良的苗家女儿，我都会虔诚地怀念她，从心底对她升腾起一种诚挚的感激之情……

    我第一次见到苗女，是在我下乡后的第三个月。

    春天的时节，那天大雨滂沱。按当地的习俗，山洪暴涨的日子山民都不出家门。此处环山，大雨一来，山溪顿时暴涨，人出门在外很容易遭遇意外。此地每逢三、六、九便是赶墟的日子，山民赶墟逢暴雨被山洪溺毙的消息时有所闻。那天，我坐在大队门楼上，一边看着雨丝如梭的天气，一边翻看着一本《茅盾文集》。这本书还是从长沙带来的，因为看的人多，封面黝黑油污，书角己经卷起。这时候，青石板铺就的门楼地面响起了“得、得”的牛蹄声，我正诧异这样坏的天气怎么会有人“出工”！抬起头，我看见挎犁牵牛的来者竟然是一个姑娘，从她那似乎有点特别的装束上：黑衣黑裤，袖口绣了几圈鲜艳夺目的花边，一条黑布将长发挽起做成磨盘形的“大包头”，显然这是一个苗家女儿。她默默地从门楼边走过。从她那略含笑意的月牙眼睛里，我读到了一种诚挚的友善。

    门楼很宽敞，是平时大队有事时召集山民开会的地方。闲时总会有很多的人在这里休息聊天。

    “可怜，这样的天还要出门！”坐在门楼里纳鞋底的周婶突然发出一声叹息。周婶告诉我“她的成份很‘高’，是四类分子。你看二十岁的人了，还没有人家上门！”。当时的社会政治气候，人分九等十八级，阶级斗争“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在山民眼里，我算是“革命知识青年”，但自家生病自家知—“家底子”也不好。李婶的话让我的心陡然沉重起来！

    饶舌的周婶后来又告诉我，苗女的本名叫月芝，她父亲曾是这一带的苗王，你们住的那栋楼就是她的祖业，土改前夕撇下她母女俩去了台湾，一去杳无音信！后来，她妈妈死了，她理所当然地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升格成了“四类分子”。

    当年仍属少年的我，对“四类分子”的具体概念还不甚了了，但每个月在门楼前召开的“四类分子”批斗会给我的印象却是触目惊心，铭心刻骨！“四类分子”们都是脖子上挂着招牌，鱼贯排列在台上，必须低头下跪向老人家请罪，搞不好还要挨一顿拳脚！日子久了，我终于看见苗女了，她也跪在被批斗者的队列中。她是队列中最年轻的，装束又特殊，令人格外显目。

    我与苗女不是一个生产队，我在七队，她在八队。虽然与她有过几次照面，但一句话也没有讲过，这里有青春期腼腆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我有点“避嫌”！

    知青的物质生活相当糟糕，大部分知青的家境也不是很好，没有钱寄来，再加上自己不善经营菜地“副业”，因此，吃“无菜饭”的日子是经常见到的。甚至，有时知青食堂居然米菜全无。人的“吃”，是一项原始功能，吃的东西多，这种功能自然能够“发扬光大”，知青连基本的生活物质也没有，功能自然也就日渐萎缩。这就苦了做饭的炊事员黑莉妹子！

    黑莉己有廿二岁，在女知青中年纪算是大的。下乡前早辍学在家，在城里土方队厮混有年，见多识广不怕埸合，其性格行事泼辣，豪侠如男。不过，此女在部分知青中“口碑”不甚好。据传，她在城里早就谈过几个男的，在我们这些未成年人的眼中，她是“乱搞男女关系”的坏女人！但是，她担任炊事“公职”的期间，倒是克勤克敬，不辱职业操守。有时餐桌上实在无莱，她即迅疾奔到就近菜园来个顺手牵羊，扯他二把如入无人之境，我们好歹也可应付一顿。碰到机会好，有谁家的鸡鸭误入“苗王楼”，不啻是武松进了孙二娘的黑店，自然又是她领衔动了杀机，大家乐颠颠地享受了一餐美味。即使是嫌她的人，此时也免不了赞她“有义气”！她“行事”中真要碰了人，泼了汤，她两手叉腰，杏眼园瞪，一米七五的运动员个头，出身血统工人阶级，打架我怕谁！山民只能自认倒霉，一提她都免不了摇头，都怕她！

    碰到知青食堂揭不开锅，那就只好各想各的招数，只要能把自己的肚子填饱。因此，我成了师傅六苟家里蹭饭的常客。在连续吃了几顿无油无盐的饭以后，我真的好想吐！中午收工回来，黑莉正在忙上忙下为大家安排“中饭”。她将早上的剩饭倒入锅内，放点水，再放几叶包菜之类的菜蔬，一锅煮！坐在旁边的我，看着看着心里不禁一阵涌动，开始反起胃来。

    “昆哥，到房里去！”和平对我使了个眼色。进入房内，俞和平拿出一大瓶芝麻油浸泡的辣椒，很诡秘地说：“苗女给的！”。和平是知青组最年轻的知青，特别机灵，他遇到什么事特别有办法，知青组对外的一应事务均由他操办。这时候，我板起脸耒：“莫惹事，苗女是四类分子！”。平时和平尊我为大哥，凡事对我言听计从，这次他居然不依不饶起来：“你晓得什么，苗女真的是好人！”接着他告诉我，苗女跟他讲知青从城里来到这里，远离父母，真的很不容易！于是她晒了点辣子，再用队上分的芝麻油泡了一大瓶，又拿了一、二十斤米，要他拿到知青组来。我看着俞和平那张年轻的脸，由于长期缺乏营养，面色腊黄腊黄，我沉默了。和平赶紧拿着芝麻油辣椒放到知青饭桌上去了。我听到隔壁传来了一片欢呼声。

    有句话叫作：世事如棋真难料。这句话居然应验在我的身上。

    知青吃芝麻油辣子的第二天，平时从不到知青食堂的“癞子脑壳”----民兵营长癞苟，突然出现在我住房的门口。“老昆，大队喊你去下！”，我觉得很奇柽，随口问了句：“什么事？”，周癞子似乎很得意，“你去了就知道。”他又加一句早晌才学的新名词：“阶级斗争新动向！”，看着他那种得意的样子，我心里就来气，“你先去，我随后就去！”。把他支开后，我感到一阵狐疑，赶忙到对门半山腰找到正在割灰草的俞和平。他听我讲了一通后，木然了半天后说：“昆哥，是祸躲不脱，先去看看再说！”。

    进了大队部，我发现大队支书周支记，我师傅六苟，另外还有几个荷枪实弹的民兵，同时，我还发现苗女竟被五花大绑地捆在走廓的柱子上。山里最典型的刑罚就是“一索子”，“法官”就是大队领导！我们当时感到非常突然！周支书正嘬着嘴巴在吸一根“喇叭筒”，脸色不大好看。见我们进来，马上指着外面的苗女说“是不是她送了一瓶油辣子和一点米给你们？”，那口气，似乎我们吃了谁偷来的东西那样。

    “你们和四类分子同流合污互相勾结！”周支书的腔调声色俱厉，帽子大得吓人！

    现场的气氛十分紧张，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周支书一张脸涨得通红，似乎为此事十分生气。刚下到这里的时候，师傅六苟就讲过，平时要和四类分子划清界线，轻易不要到他们家去坐，山里很讲究这一套。我在知青中箅是会讲话的，现在我突然没有了那种能言善辩的风采，我偷偷地看了俞和平一眼，想要他讲一句话，我好跟着进。和平没有看我，眼神呆滞地看着支书沉默无言……，看来这个鬼机灵知道，搭错腔有可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他在施展“拖刀计”。

    “对质，只有和苗女对质才搞得清！”，癞苟在旁边添油加醋。

    下乡第一次碰到的“阶级斗争”竟是如此说来就来，当时我真的没了主意。

    此刻，走廓里一个女人的声音呼天抢地的，在空气中震荡，：“没有这样的事，你们不要冤枉知青…”。是苗女的声音！我突然明白：这是苗女在自己顶着，不愿牵累我们。

    一直在用一双水泡眼盯着我俩的癞苟，突然飞快地窜到走廓上并发出一声怒吼：“臭婆娘，找死！”像是枪托撞到肉体上，随着一声闷响，我听到苗女发出一声惨叫。我知道周癞子下手不轻。

    师傅周六苟拉着支书到里面房里，用土话嘀嘀咕咕讲了一气。师傅在为我们作转弯。果然，他们出来后，支书脸色好了许多。周支书发话：“以后注意点，不要和四类分子搞在一起。”。我赶忙点点头，心里舒了口气。我们终于可以免了“挨一顿索子”，算是解脱了。我们走到走廓的时候，看到苗女一脸的血污，眉头裂开了一道口子，形象悲惨，我突然感觉自己很内疚、很可耻！一个大男人，自己谋不到食，吃了人家女人送来的东西，居然连承认都不敢，天地良心哪里去了？

    耻辱的泪水一下子盈满了我的眼晴。

    一小袋米，一瓶普通的辣椒油居然引来了一场“政治风波”，这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一场荒诞可笑的闹剧！这样的闹剧只能出现在欧卅中世纪最黑暗的年代，也只能出现在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

    （六）一次“联合演出”

    周家帮村的位置紧靠骑田岭山脚，交通十分闭塞，与外界的联系交往仅是一条不足二米宽的，青石板铺就的简易道路，据说还算是咸丰年间供六百里快马驰骋的官道。交通的极度不方便，这里的山民很少有人走出大山，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只有当地政府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斗私批修”，只有朝圣皇帝的贡品-“六月白”，只有山里的树木柴草，只有“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田间劳作；男人们常常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女人的“奶子”，啧啧称奇谁家的后生一肩能挑得起三百斤牛粪……

    环境越是闭塞，人们越是对世间发生的新生事物感到新奇。城里的伢妹子将在这里扎根落户的消息，不啻石破天惊！我们下乡前半个月，公社张书记召集周家帮所有山民开会，兴奋地告诉大家：“长沙来的伢妹子个个能歌善舞、个个长得象电影演员，特别是那些长沙婆的奶子哟，又大又白！”，顷刻引起台下一片哄笑。

    这里的民俗，男女老少喜好操琴哼曲、唱戏对歌。从清朝末年、民国到今天，此风长盛不衰。我们下乡几个月以后，大队早就有意安排我们这些“电影演员”演出一次，乐得他们大饱眼福一次！村里有一座戏台，雕龙绘凤、飞檐翘角，甚是雄伟！当年专供山民自娱或邀请外地戏班到此“跑台”作为落脚之处。只是文革初期险些被当作“四旧”拆除，要不是被酷爱旧戏的老支书周福伯的激烈阻止，恐怕我们也难一睹它的“尊容”了。如今楼阁虽在，却因年久失修，己是斑驳脱落、病入膏肓。

    今晚，山民和知青将在这里举行“联合演出”。

    入夜，这里汽灯高照、鼓乐掀天。人们从各个地方向光明和鼓乐弦响处汇集。演出还末开始，台下的人便按捺不住，里三层外三层，人浪汹涌；当地的山歌此起彼伏，场面甚是热闹！

    大幕拉开了，正值青春勃发的男女知青，或浓妆或淡抹，个个显得玉影琼姿、光彩照人！舞姿优美的《花棍舞》顷刻引来台下一片暴雨般的掌声，一曲悲壮低回的《十送红军》则勾起了老人对当年红军的回忆……

    突然，台上台下一片慌乱！我急忙一看，原来在跳《草原小姐妹》舞蹈的半途，知青“萝卜丁”跳到台中央踩中一块松动的台板。嘣哒一下，一个“杠杆原理”，正打脑门！“萝卜丁”倒在地上，一下失去了知觉。我们和大队几个头头赶忙围到她身边，焦急地商议救人的办法。正当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周支书苦苦思索了半晌，一拍脑门！连忙将民兵营长癞苟叫了过耒，与他一阵耳语。此刻，只见民兵营长手一招大喝一声：“带苗女！”，几个民兵打起飞脚，往村里抓苗女去了。

    下乡前，我曾被省京剧团看中，只是家庭出身墨墨黑，临时又被退回。因此，我在知青群中也算是个“文艺人材”。我理所当然地成了这次演出的演员兼“舞台监督”。今晚突然遇到这件乐极生悲的事，我自然焦急万分、束手无策。病急乱投医，我感到不解的是，苗女又如何救活得了“萝卜丁”！

    约半个钟点，苗女来了。只见她镇定自如，屈身凝神为“萝卜丁”号脉、掐人中、看瞳孔。一系列医道行为有序进行并无半点慌乱。然后，她竟然象书中描述的深山仙道那样，用手指笃、笃、笃地在“萝卜丁”身上几个部位点了点穴位，双手发功般平推使力。如此这般，折腾了半个时辰。奇迹，“萝卜丁”居然睁开了眼晴，跟着又坐起来了。接着苗女又从背篓中拿出一把不知名的枯草，用官话告诉我，每天给她煎三次，吃三天！嘱毕，掉头溶入夜幕中。

    当晚的演出照常进行，山民尽欢而散。这天晚上，苗女给我留下了极其神秘的印象！

    我师傅周六苟后来告诉我，苗女其实在地区卫校学过二年，只是后来因政治和家庭贫困的原故退学了，不过，更绝的是，她有一手祖传医术。

    （七）苗女为我医疮

    七月的山里，瘴气弥漫，毒蚊丛生。早几天，我不幸被毒蚊叮咬了，奇痒无比。几天下来因为奇痒难耐，用手连续抓挠，竟在后颈脖子上抓出一个红肿的大包来！酷热天气里，我在山里锄花生草，锄着锄着突然感到头脑晕眩，四肢冰冷无力，后颈生硬疼痛。实在支持不下，坐到山坎边歇息一下，一摸，竟然其肿无比！几个知青见势不妙，急忙要俞和平将我背回知青组。回到知青组后，情况更加严重。我己口不能言，大汗淋漓，全身如火烧般发热发痛。和平喂了几口水给我喝下，又到附近山洞取来一桶冷泉水，给我全身作了“冷敷”，我才逐渐恢复知觉。

    几天下来，人日见消瘦，根本无法下床了。知青们围在一起商量将我送到县医院，俞和平和冯大汉开始扎抬人的滑杆，准备用滑杆送我出山。扎着扎着和平哭起来了，几个女知青看他哭，也跟着哭。农村本来就缺医少药，何况是在深山沟里。他们是怛心我会死去。躺在隔壁房中，虽然备感脖子疼痛，但哭的动静早就惊动了在床上躺着的我。我不禁泪水流到耳根，想起了城市，想起了亲爱的妈妈。妈妈，我真的要死了！

    楼下有人喊我的名字。来不及应声，我看见俞和平、师傅六苟来了，苗女竟然也来了。我挣扎着想起来，苗女急忙把我按住了。她开始为我看伤拿脉，。一会儿，她神情凝重地把六苟喊到旁边嘀咕了一阵。来这里这么久了，土话也懂一点，我知道，自已的病很重！

    苗女坐到我床边，微笑着安慰我：我治得好，不要紧！。她用手指轻轻地挤压我的患处，我痛得哼了起来。随着她手指的揉捏，我感到一股凉风从她的口中吹出，丝丝地沁入患处，痛感顿时减轻了许多。她出去了一会儿，进屋时，她身后跟着俞和平、“冯大汉”等几个精壮的男知青。只见六苟一声令下，几条汉子忽地一齐拥到床前，按手的按手，压脚的压脚，各司其职，只是苦了我一身动弹不得！紧接着，苗女口含药酒“噗”地一声喷到我的患处，双手一用力！妈呀，当时我对世界的认知，对肉体的感觉全他妈的交给上帝了！我飘浮在一片虚幻的云海里，浮起来，沉下去，恍惚间，生命己离我而去……

    我患的是一种“对口毒疮”，其毒由表及里逐渐渗入，继而大恶，直至夺人生命。他们为了给我治疮，采用了一种“长痛不如短痛”的非常手段！

    可是，苗女依然紧锁着眉头，眯细着那双好看的月牙眼腈。她继续用土话在和六苟讲着什么，她说“‘脓头’还没有出来！”

    苗女惊人的举动发生了：她叫我俯卧在床上，低下头来，用嘴对着我的患处死劲地吮吸、吮吸着…终于将患处的“脓头”吸出！

    一屋的人肃然起敬，动容地看着她满嘴的血污没有讲一句话。苗女的脸色却轻松下来了。用药酒漱了一下口，她说：“老昆，你的命大，要再晚一个时辰，你就没命了！”。她用药酒为我洗干净了患处，又往上面撒了很多红色的粉未。她带了些草药和粉未，一起交给了“黑莉”，叮嘱她每天为我熬汤换药。

    象来时那样，苗女迅疾地走了。

    一个平常的苗家女儿，一个头戴“四类份子”帽子的女性，与我毫无任何亲缘关系，竟然如此奋不顾身地为我呼唤生命，我无言地看着她那´匆匆离去的背影，一股咸味的液体流到了自己的嘴角。我这条命是她为我拣来！

    罪恶的世界啊，你为何如此善恶不分，倒行逆施？为何狰狞的魔鬼在天堂里狂欢，而善良的天使却在地狱里饱受蹂躏；人类的良知己经迷失了方向，人类的恶行却象病毒细菌曼延疯长。人类的世界几时能得到澄清？人类的恶行几时能得到彻底的洗涤？

    我没有答案，但我觉得苗女的一颗心是美丽的。

    （八）民兵营长“癞苟”

    那次苗女为我治疮的事情发生以后，我一直对她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在我的心目中，她不再是什么四类分子，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看到她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总想帮她做点什么，可是我又不敢进她的家门。于是，我在知晓她进山砍柴的时候，偷偷地等在半路上，为她接一脚柴担，。我没有钱，但有力气！让她柔弱的身子喘口气，对我是种释然，对她也是种安慰。但是，如此几次以后，她总是在出门时带点糯米巴巴或是枣子什么的，进村前塞到我的衣袋里。她知道，知青也苦！

    每次砍柴回村途经山口，总要在一株古枫树下歇脚。这是一株上百年的古枫，树高百尺，双人合抱，夏天时，顶上华盖如云，翠绿葱茏。苗女说，她老娘的坟就葬对面的山上，与这株古枫遥遥相对。看见了枫树，她就想起了那年下葬老娘的情景。说着说着，她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起转来。

    是一个冬夜，北风打着旋子，把冰灰子搅得满天都是。己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大队通知全体知识青年到大队部开会。又是开批斗会！我的心格登一下，担心苗女又要受罪了。到了大队部，果然见台上跪着的一排队列中，苗女赫然在目。

    批斗会上，癞苟背着一枝三八大盖，样子很神气，不时振臂高呼口号，下面山民也懒洋洋地予以响应。我的救命恩人就跪在队列中，癞子紧靠着她，有意无意地在她身上磨蹭，不时用手抓着她的头发揪二把。我的心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真想冲上去，抓住癞苟痛打一顿，然后把苗女解救下来。师傅六苟就站在我旁边，他紧紧地抓着我的右手，他怕我冲动起来，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六苟的心善，却搞不懂“阶级斗争”的涵义。

    癞苟本耒是村里的一个“二流子”。由于“根正苗红”，社教的时候，被公社某领导看中。于是当了大队民兵营长。他的好色贪杯，山民无人不晓。如果哪家有好吃的，他总免不了晚上要去“宵夜、宵夜”一番；谁家的姑娘长得滋润点，他总要去搭讪几句、摸摸捏捏干点苟且之事。有村上好事的青年见他如此下流，免不了想捉弄他一番。有次赶集，在回村的路上，他们指着走在前面的周满女，挤眉弄眼地向癞苟挑唆到：“癞哥，你看满女那肿起的胸脯子，只要你再动得了周满女，我请你吃宵夜！”。

    这个周满女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她是周福佰的满妹子，家里兄弟众多，在村里也算是有钱有势的大户。此女身材高大，性格泼辣，只是平时有点大大咧咧。送牛粪下田的担子，她一担就是二百多斤。这个“再”字引出的一个故事，在这里不得不向各位看官交待一下：还是前年的夏夜，凌晨二点多了还不见一丝风，癞苟一个单身汉在村里晃荡转悠，经过周满女的家门，只见大门洞开，里面寂静无声。他进到堂屋里，只见满女短衫短裤、独自大叉八字地仰睡在竹床上，癞苟知道今晚轮到她丈夫兴旺到土灞看水。满女臀园乳丰，一对大奶子半露在薄衫外面，癞苟见状心里一阵燥热，心象怀着一只小鹿在狂跳，下面的伙计也勃勃地开始怒不可遏。他也是色胆包天，象野猫子一样悄无声息溜过去，又轻轻地挨着满女睡下……满女似乎也被传染了，慢慢地扭动呻呤起来。一个是清醒的，早对满女垂涎今日终于偷袭成功；另一个是半梦半醒以为是看水回来的丈夫兴旺又动了“兴致”，俩人逐成“好事”。俩人正急急纠缠交欢时，满女摸到压在自己上面那位“入港者”的头竟然是光秃秃的！她睁眼一看：不是兴旺是癞苟！顿时，她恼怒交加，又抓又咬，把个癞苟揣下竹床。癞苟´穿起裤子抱头鼠窜而去。可能看官都在疑惑我，是否在作某种充满想象力的“小说创作”。冤枉我了，上述细节均为当事人癞苟“讲味道”（当地土话，即吹牛）时亲口对我所说，有些细节恐污染看官的眼晴，故此打住。

    以后此事在村里渐渐传开，那些长舌的妇人在和满女吵架的时候，少不了夹带些渣子出来，满女自然显得势弱，多了几分尴尬。癞苟甚是得意又尝“鲜”一回，而满女却咬牙切齿恨不得他早死。和女人这种事有了第一回不愁二回，癞苟也是贪图晚上那顿“宵夜”，居然颇为豪气地一口应承。

    见满妹子孤身走在前面，他亦步亦趋地挨过去搭话。癞子是个什么角色，满妹子岜有不知道的。只见她脸上如同挂着冰霜，根本不理睬他，只管赶她的路。他见势十分无趣，干脆涎着脸动起蛮的来，他从后面搭住满妹子的肩膀，一边急急地将张臭烘烘的嘴去亲她，一边用手去揉她的胸脯。满妹子先是惊讶地躲了一下，继而，只一闪身，就将癞子掀翻在地。一下子骑在他的身上，一边大骂，一边用手在他脸颊上一顿乱抓。癞苟的脸上顿时成了有山川有河流的“地图”。而跟在他们身后的那几位好事者见状，一顿哈哈，一轰而作鸟兽散了。

    回到村里，满妹子几个虎背熊腰的兄弟自然不会善罢干休！几个兄弟找到癞苟，癞苟涎脸作楫，仍免不了遭受一顿饱打。要不是后来癞苟请了一桌酒饭，放了一长挂响鞭，又请来周支书居中调解，癞子真的脱不了身。

    此事在村里传为了笑谈。

苗女身材丰盈，面容姣好，一直是癞苟窥视猎获的目标。好多次，要么，在无人时趁势在她胸前摸一把；要么利用自已是大队民兵营长的特殊身份到她家里“监督敌情”时占她的便宜。据说苗女也只是躲着他。不久，我也渐渐洞悉了这恶棍的丑行，总想着找一个机会惩洽他一下。

机会来了。一天晚上，我准备睡觉了，突然感觉窗前有一个人影一闪而过，我依窗定晴一看，是这个鬼崽子！从他那摇摇晃晃，步履跟跄的步态上，这小子肯定又在哪个家里喝酒消夜出来，看情形他像是到八队去，苗女又要遭罪了！我脑筋一转，急忙把刚睡下的俞和平叫起。我如此这般地和他讲了一气，和平睡意全消，立即心领神会了。

    我和俞和平悄悄地跟在癞子后面。果然，那个黑影站在苗女的窗前，急促地敲着窗户喊苗女开门。我叫俞和平看着，我决定去把周支书叫来，抓他的“现场”！一袋烟久的功夫，周支书满腹狐疑地跟着我来到苗女的家门口。俞和平一见我们来了赶紧指着苗女的大门，“干上了，干上了，赶快去！”。我们三人冲进苗女的家里，只见苗女正在和癞子在进行无言的激烈搏斗。癞苟满口酒气地扒在苗女身上，自己露着光屁股，丑态毕现，苗女的裤子己经被撕烂了。癞子见有人进来，一下子手足无措，狼狈不堪，一手指着苗女，似乎在表示是她要他来的。支书大怒：“娘卖B，什么东西！”跟着上去左右开弓二个耳巴，将癞子打得从床边滚下去，跌坐在地上。苗女此时己是泪流满面却依然默默无语，赶快将裤子穿起来了。支书则继续在严厉地训斥癞子……

    我和和平离开的时候，癞苟狠狠地盯了我们一眼：小子有你们的！

    我和和平偷偷地乐了一个晚上。这真叫老天有眼！

（九）文革中的知青“倒流回城”

那年，原本幽静安逸，民风淳朴的乡村突然变得热闹起来。我第一次听到了一个新鲜词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词儿初传到耳鼓中，总觉得这运动既有“文化”二个字，应该与我们没什么干系。感到奇怪的是，昔日里操惯了锄把子的乡下人带起了红袖章，三三两两游荡在乡间的小路上。虽没有城市那种铺天盖地的阵仗（根据母亲来信对城里运动情况的叙述），但大队部也不时见到几张打着红ＸＸ，写着打倒某某的大字报；在泥泞的小道上间或也撞得到一拨一拨有人脖子上挂着“招牌”，被人押着并且喊着让人听不懂的口号在游乡示众。农民不作田，搞起了政治运动，这真让人大开眼界。

那时候，我下乡己经二年多了。幽闭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山村里，山里田间的艰辛劳累早己将我折腾得几近麻木无欲无求。我一门心思蜗在生产队出工，两耳不闻份外事，为的是早早博得贫下中农对我的好感，早早解脱那种“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困惑。我身体瘦弱，但即便是强劳力进山伐树，我会争着去；生来最畏寒怕冷的我，竟然从山上光脚踩在冰雪中挑着一担百多斤的木炭回到了生产队。“文革”运动一来，这里的一切都乱了套，原本每天安安心心在生产队出工的知青，如今都变成安安心心在知青组闲逛。有天，师傅六苟实在看不过意，很生气地说了我一句：“几时看见农民不种田有饭吃？”灵牙利齿的黑莉在旁边接着话头一句话呛得他无话可说：“你晓得罢，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我们可是听了他老人家的话。”六苟也只好摇摇头不再理睬我们。六苟的话虽给我带来了一丝愧疚，但也许是一种随众心理吧，对自己多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劣行竟然觉得很坦然。

社会的巨变如同一块石子丢进湖中，将平静的湖水溅起了涟漪。我再也无法在农村呆下去了。那年十二月最后的一个日子，我在雪花的飞舞中走出了长沙车站。

当我推开家门，首先看到的是母亲那惊异的眼神。对于我的归来，母亲责怪我，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和她商量一下。现在城里乱得一塌糊涂，造反派组织打成一团糟。没有清静过一天的枪炮子，说不定哪天就找上了你，要你作田都没有份了！听着母亲不断的唠叨，我心里反而很轻松，因为这一切我都没有见识过，感到新奇。母亲继续给我约法三章：不准参加造反组织，不准带不认识的人来家，不准随便出去，老老实实呆在家练字。我一一应诺下来，我生怕母亲赶我回去。实际上，我也听了母亲的话，老老实实地在家里临了二个月的颜字。

其实，母亲的话是很有道理。母亲对儿子的痛爱不是要每日厮守，在这样动乱的日子里，儿子能够避凶趋吉才是她的心愿。没有几天，我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早已回城并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的冯大汉在省委招待所，因与他人发生“权力之争”，被另一个头目的“警卫员”一冲锋枪梭子，被打成了筛子。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立即跑到陈嘉琪家里，约好几个同青年组的人箭也似地去了省委。

当我们走进省委那间宽敞的大食堂里，冯大汉己被人弄到旁边用白被单盖着。人们在他尸体旁来往穿梭正忙自己的“革命工作”，似乎这年月，主席讲的“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这里得到了验证，大家熟视无睹见怪不怪。当面的白墙上满是惊心触目的弹洞，靠着墙角有一抹醒眼的鲜血，那是冯大汉的血。正在此时，一位被人搀扶的中年妇人冲向尸体，抚尸痛哭起来。我认得，她就是冯大汉的母亲。我们赶紧拥到跟前竭力安慰她起来。又来了一拨人，其中一位与我们上下年纪的少年奔到冯妈妈跟前，仆地一跪，连磕了三个响头，哭着请冯伯母饶恕他。听旁边的人议论，他就是开枪的“凶手”。一下子，乱了套。冯妈妈开始跌足大哭，嘴里只是念念有词：“我的崽啊，你犯了什么大罪落到这个下场…”那少年只是畏缩地跪在地上。有人赶紧将这少年弄到附近的军管会去了，而我们也设法将冯大汉的尸体用板车运到了医院太平间里。

冯大汉生命的消失，如同一滴朝露，还没有来得及看见太阳的笑脸便被风干了。此事给我的刺激很大。当我沮丧地回到家里时，因为怕母亲担心，我没有告诉她这个消息。只是我心烦意乱，不想在这个城市再呆下去了，我想走。向何处去，却又茫然得很。我想象不出，在这样的日子里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生活中是否也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令我感到心烦意乱的事还有一件：在省委，看见林萍也来了。当她看见我时，眼中闪烁着一种惊喜，然而，当看到我泰然处之的神态也跟着平静下来。处理完事情，大家走出省委时，林萍叫了我一声：“明天晚上有空吗，我在体育场等你！”我没有吱声，但我知道她一定会等到底的，我不能不去。

关于我和林萍的事情，母亲早就说过：一是她大你二岁，以后后患无穷；二是他家里嫌我们出身不好，坚决反对，你们的事不要再扯了。我去和林萍约会的事，只好找了个借口瞒着她。

林萍早早就站在体育场等我。当我见到己经回城半年的林萍时，一是感觉她漂亮依然，二是感觉她胸部越发高了，显露出了一种成熟的女人美。我们坐在体育场旁边的石条凳上，林萍将胸挤着我的肩膀说：“这么久了，信也不来一封？”我嗫嚅着不知怎样回答。林萍握着我的手沉默下来，她知道我在想什么。沉默中，又问一句：“你上次讲分手，不是真的吧？我知道你是吓我的。”我的头低下来了，发出的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是真的，你还是听你家里的吧…”林萍低声缀泣起来：“…关他们什么事，又不是他们嫁给你。再说，你也太不象男子汉了。”看着林萍泪眼婆娑的样子，心里不由涌起一阵冲动。两只手将林萍的头抱着放到了自己伸着的腿上。林萍微眯着眼，丰满的胸在起伏着。她用一只手搭到我的颈上。正是青春勃发的我，一种莫名的热流在身体中沸腾、呐喊，不知疲倦地向我的理智在发起冲击。我的手不听使唤地抚到她的丰胸上。倏地，我记起了母亲的话，那只手垂了下来。

很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正当两人沉默着的时候，斜刺里突然冲出一个四十多岁的矮胖男人。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大声嚷嚷道：“好，你们在这里搞流氓活动！”一生中没有碰到过这样尴尬的事。也许是当年的我太小了吧，望着四周漆黑的环境竟然有点心虚了，只是摔动被他拽着的胳膊并不作声。忽地，林萍冲到矮胖子前面护住我，大声呵斥起他来：“他是我男朋友，关你什么事？你什么出身？走，跟我到军管会去！”林萍勇敢的表现将矮胖子震住了，他指着我们，讪讪地走了。

打一个极不恰当的譬如：犹如在吃美食中突然发现了一条丑陋的虫子，那种渐涌渐近的食欲便会戛然而止。此刻，脑子里一下清醒过来了，我再没有心思和林萍在这里呆下去。我拉着林萍向人来人往的大马路走去。“千万记住…你要等着我！”耳鼓中响起的是那次林萍讲的最后一句话。我说了句自己还有点急事，便匆匆离她而去了。

我感觉林那怅然若失的眼神一定在追随着我的背影。

人的思想和感情是需要沟通和交流的，即便是交恶多年的人，也会通过友好的沟通而重续友情。何况，我和林萍是恋人。人的一生会发生很多令人遗憾的事，很多年后，在回忆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我会自嘲地说一句：这是天意！

有几个知青在相约回农村去，我决定也去。

（十）“道县大屠杀”来了

    一九六七年六月间，湖南道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惊动中央领导的事件：当时以地区的造反派组织“贪下中农最高法院”为主纠集了大量的造反派武装人员将道县境内所有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不分老幼，全部绳索捆绑，全部杀掉。大规模的杀人出于何种导火线至今仍不清楚，但当时他们公开的宣言则是为提前进入没有阶级敌人的“共产主义”社会扫除障碍！一时间，道县境内一片杀气腾腾，一片白色恐怖！据说，深山沟里到处可以见到无头的尸身，潇水河里不时飘浮着尸体，从七八十岁的白发老翁到三个月的女婴，无一幸免，惨绝人寰！被杀的人当中，有真正的所谓四类分子，有村与村之间的仇杀，也有少数几个下放在当地的、出身不好的知青。有人说杀了九千人，也有人说杀了一万多。当时整个地区流言四溢，谈虎色变。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所谓的副统帅曾作过著名的批示：“这次屠杀事件中，有好人杀好人，好人杀坏人，坏人杀坏人…”云云，于是，这股杀人风越刮越猛。

    庆幸的是这次大屠杀事件后来在中央军委的直接干预下被及时制止了，解救了那些可怜的人，后来还枪毙了九个首恶分子。

    还在早些时候，我们就风闻了道县的情况。特别是了解到道县有七名知青被杀的消息，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果然，不到二个月这股“杀人风”刮到了江永。

    八月十七日，桃川公社知青王百明成了第一个被杀者。这位才华横溢，在知青中颇有影响的“知青诗人”被“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凶徒用霰弹枪将头颅打成了“筛子”……

    八月十九日，零陵前进公社一车知青惨遭“抗暴指挥部”伏击，何晓明等九人伏尸血泊中……

    几天后，又一位老实善良的知青沛苍饮弹被杀……

    在知青群落中，有思想深邃的，立马就“预警”到此风会否刮到此地，须早作撤离准备；也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杀人与枪战只在电影里看过，亲身体验怕也是一种剌激，有人甚至盼望此风果真刮到这里，也好亲身体验体验那种惊险埸面。他们也在作“准备”，不过这种“准备”却令人啼笑皆非。

    又逢三、六、九赶集日，我和“黑莉”从闹子上采买点肥皂煤油等生活物什回来，见“苗王楼”大门紧闭，连连敲门却无人应答，细听之下似有人声，我在外面骂起来，又将大门拍得山响。少顷和平的头从大门缝际中露出，一付怪异的神情。

    “搞什么新鲜花样！”，我一边骂一边踢开门。待进到院内，却见蔡包子等几个精壮知青正如虎狼般地在捆庚哥。脚踩手紧，一条牛索子将瘦弱的庚哥捆成了一个“锈球”！庚哥在知青组年纪是最大的，劳力是最弱的。但见条条绳索勒进肉里，肩窝处还渗出点点血痕，而庚哥正呲牙咧嘴，一脸呈痛苦状却又咬紧牙关连叫“再狠点，再狠点！”

    我大骇，疾步上前欲制止他们的“再狠点”。

    和平却笑着拦住我，“我们和庚哥是有合同的，我们是履行合同！我们不来真的，赶集莫想吃他的肉丝面！”，他接着说，“他是想体验体验一下真要被‘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捆起时，会不会喊人家叔叔伯伯告饶，会不会丢我们知青的脸哩！”。

    原来他们在搞模拟“演习”。

    大家赶忙给庚哥松了绑。庚哥却曲着身体躺在地下回不过神来。

    看着他们演出的这幕荒诞闹剧，我大叫：你们这是何苦！黑莉的泪珠子都笑出来了，我的心里却感到疼痛。

    有一天，我在山口碰到苗女。她神色凝重地对我说：“老昆，你们要赶快走，道县的风己经刮到江永了！”。苗女有个亲威在紧靠道县的铜山大队，那个大队己经开始杀人了。那个大队有二十多个知青，知青手里有几枝枪，为了自卫，己经与当地“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进行了激烈的枪战。知青中己有死伤，一个知青还被吊死在樟树下。

    我问苗女，“你怎么办？跟我们一起走？”，我知道只要周家帮村动手，苗女肯定凶多吉少。

    “我一个女人能走到哪里去？”，她惨然一笑缓缓地摇了摇头。

    她拿出一个纸包来，“老昆，我没有好送的，只愿你们平安回家。”。翻开纸包来，里面包着约二十多元的人民币，都是小面额的。我使劲推托，死活不要她的钱，因为我知道，这是她平时省吃俭用、也许是一生积累下来的“血汗钱”。但是她将纸包塞到我怀里担着柴火，箭也似地走了。

    当晚，我召集知青组剩下的六个人（其它几人己于半年前就以各种借口回城去了），紧急地讨论我们如何安全撤离逃回长沙的问题。我们六个人挤在“苗王楼”最靠里的一间杂物房里，连煤油灯也不敢点。

    黑暗中，我感觉大家的情绪很紧张。大家知道这是一次事关生命逃亡的讨论！

    讨论中，蔡包子提议还是走大道好，“这样既可节约资金，离铁路又近点，万一有事可以找当地支左部队躲一躲。”他也是一条魁伟的汉子，平时爱打拳习武，孔武有力，三二个人近不了他的身，“再说，我不怕这些‘乡里宝’，我保你们无事！”。他显然认为靠自己的武力能够“单骑闯关”！我和俞和平坚决不同意蔡包子的方案。我冷静地给他们分析到：“我们是七条命，稍有疏忽，如何向各位长沙的父母交待？我们宁愿绕路，多受点苦也要选择安全！”。

    讨论结果是在男知青激烈低沉的争辩和女知青缀泣抹泪的过程中完成的。

    由于武斗频繁，地区公路己基本瘫痪，如果走大道，道县—零陵—冷水滩是我们回家的必经之路。这几天，这条沿线武斗加剧，正开杀戒，曾是大屠杀的发源地戒备必然森严。因此，我们决定：翻过骑田岭—穿过原始森林—步行二百多公里，借道广西在全卅搭上火车，然后直达长沙。

    然而，因为后来事态的急剧发展，我们己经来不及实施“胜利大逃亡”的方案，难以逃脱这是非之地了。

    就在我们紧锣密鼓策划“胜利大逃亡”的第二天晚上，月黑风高，山风凛冽。

    深夜，在睡梦中我们突然被一阵猛烈的狗吠声惊醒。我急忙起身蹑手蹑脚地敲开隔壁的门，和平睡眼惺忪地开了门，惊讶地正要开口，我连忙无声地指指外面，示意他不要出声。我们警觉地从窗缝中窥视到，外面到处是火把在游动，到处是幢幢的人影，听到的是凄厉的哭叫声。癞苟站在青石桥头倒背一枝“三大大盖”，正在向几个手持猎枪马刀的人指指点点。门楼青石板上杂旮响起的脚步声、低沉的吼叫与凶猛的狗吠声搅和在一起，使人想起电影《党的女儿》中，白匪进村抓人的恐怖场景。

很快苗王楼被癞苟一干人包围了。大门被他们拍得山响，我们只是不理。不久，癞苟在外面喊：“再不开门，烧火了！”我鼻子里确实闻到了一种烟味。旁边的王香到底是姑娘，眼见得窗口窜进一缕缕的烟，竟哭了起来。我和几个男知青一商量，横竖是死，与其被他包了饺子，不如出去，看他们拿我们怎么样！我担心他们上来就一顿乱砍，遂隔着窗子喊了一句：你们后退到门楼，我们出来。静默中，感觉门前没有人了。临开门时，我对和平说，我只要一喊，你们就护着这两个女的往山上跑！和平在旁边紧张地点点头。

开门走到门楼上，发现已经没有一丝逃跑的机会了。这时候，癞苟指挥一、二十个精壮人一拥而上，将我们捆起来了。癞苟一路上骂骂咧咧，推推掇掇地将我们向中心小学押去。早已风闻了这群人的残暴，一股冷汗浸透了背脊。我知道，至少我们几个男知青是没有命了。我祈祷这两个女知青会逃过这一劫，因为按常理，他们最恨的是我们。

我们被关进了一间大教室里面。借着门口一盏马灯的亮光，发现里面还有二个人。一个是地主仔子六崽，让我不敢相信的，另一个竟是苗女！苗女看清了是我们，一丝惊愕而悲哀的神色立即充斥了她的眼晴，她连连说道：“你们怎么没跑脱，没跑脱？”

我看着她，摇了摇头。

几天前淋了雨，已感冒了的我，人昏昏沉沉的。昏暗中，我们在默默地等待着自己命运的结果。偶而的一瞥，我看见苗女背靠着墙壁，睁大着眼睛在安静地想着什么。一会儿，我感觉她在慢慢地向我靠拢。当贴近我的时候，她轻声而有些哽咽地说了一句：“我会把你们救出去的，小琨，你以后会记得我吧！

我惊愕地仔细看着苗女，琢磨着她这句话的意思。只见她毅然地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到教室门口，将门拍响了。她高声喊出的一句话，却是我听不懂的一句话，似乎自己已进入了一个荒诞虚幻的世界。平时将癞苟恨之入骨的她，竟然连连在喊“癞哥，开门，我想通了。”此刻，突然有几个字窜入我的脑海：为了保命，她要以身饲虎？

只听到外面传来癞苟屁颠屁颠的声音：“苗妹子呃，你要早想通，多好！”跟着，一切又归于寂静。听得出，癞苟早就对苗女开出过什么条件了，我突然对苗女的行为有点恶心起来。此刻，对于自已几个人真正是绝望了。我们的下场明摆着是等待厄运的降临，而对苗女这莫明其妙的举动也懒得再去探究了。

黎明前，教室门打开了，癞苟满面红光而且有点志得意满地走进来：“你们这些长沙仔，这下晓得厉害了吧！告诉你们，我是看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面子，放你们一条活路。你们回去吧！”

我和几个知青交换了一下眼色，仿佛在梦中。这时上来几个枪兵将我们松了绑，我们才知道这是真的。生命又回到我们身上了！

我们得赶紧回到苗王楼去，还得考虑以后的对策，因为我们晓得癞苟本来就是个翻翻变的杂种。今晚的事真是来得蹊跷，让我们确实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十二）苗女之死

    回到苗王楼以后，虽然大家很疲惫却没有丝毫的睡意。因为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就是大家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要黑莉起身去煮点红薯汤，让大家吃点东西好恢复体力。黑莉赶紧应了一句，和王香张罗去了。剩下的四个人，齐齐地坐在我的床上，神情特别沮丧。蔡包子骂起来了：“娘的，等我去砍死这个杂种！”大家没有吱声，明白在这样非常时期，你根本拢不了他的身，是白送死。庚哥却幽幽地说了一句：脚是长在你自己肚皮下面啊，蠢！大家研究来研究去，总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好办法。听到黑莉在厨房喊：“你们到底吃不吃！”大家方才慢慢起了身。

山里峰峰相叠，信息很是闭塞，我们一直没有苗女的消息。苗王楼事发的第三天上午，我却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苗女死了。

这个消息不啻一声晴天霹雳！

我是听师傅六苟告诉我的。在门楼上碰见六苟，他见四下无人，急急地将我扯到他家里。在六嫂不断的叹息声中，他将那天发生的事情一一告诉了我，讲得很详细…

原来，这是一次公社造反派组织清除阶级敌人的行动。在“行动”前，“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几位头头开了个碰头会，会上，周癞子磨拳擦掌地表示坚决不能放过苗王楼的六个知青。然而，却遭到了周福伯的坚决反对。和知青关系一直很好的周福伯发了话：知青一个也不能动，不要扩大打击面。按村里权威的排名，周癞子在福伯面前只是个小字辈，周癞子只得悻悻地闭嘴坐到角落里。虽然以后的事实证明癞苟也没有照周福伯的话做，但在那样的日子里，周福伯能够为我们讲这样的话，足见周福伯的为人善良。三十年后我和俞和平重返江永时去看望了这位八十六岁却仍精神矍铄的善良老人，这是后话。

癞苟是这次“抓捕行动”的总指挥，他以乎自呜得意于自己的周密策划，全村抓获的四类分子连带家属共有二十多名“阶级敌人”，被一网打尽，无一漏网。而令他最为兴奋的是，平时让他恨之入骨的几个长沙仔也被他收到了“网”中。这下看他的了，你城里来的有什么了不起？生死薄还捏在我老癞手里哩！

当晚，癞苟显得十分兴奋，强行从山民家里拖出一头猪杀了犒劳犒劳手下。一晚上，这群魔鬼又是猜拳又是喝酒，把个大队中心小学闹得个乌烟瘴气！

半夜时分，在酒精的燃烧下，癞苟欲火难耐，摸到关押苗女的教室里。他又想“尝鲜”。他告诉苗女，只要答应他，保管苗女无事。讲话间，一双不安份的手在苗女胸前摸捏。这时，一向柔弱的苗女突然起身，一扬手，一记结实的耳光打在癞苟的脸上，一句力重千钧的话砸过去：“告诉你，别做你的‘美梦’，我宁愿死！”。……癞苟恼羞成怒、狂暴地抓住苗女的头发往墙上撞，嘴里恨恨地骂：“你去死，看明天哪个来为你收尸！”

师傅六苟在现场亲眼看到了癞苟挨嘴巴的情景，心里直是赞叹苗女是个品质高洁性格刚烈的姑娘。癞苟悻悻地出来后，并未善罢干休。他召集手下几个人，宣布苗女必须“立即执行”！宣布完，他又淫笑着对手下人说：“反正是‘废物利用’，杀她前，弟兄们可以享受享受！”，这群愚昧的帮凶发出了赞同的欢呼声。

然而，让六苟惊得嘴巴张起好大的是，在天快亮时，苗女象变了一个人似的，竟笑容可掬地主动要求见“癞哥”，竟主动地走进了癞苟单身住着的房间里。看着里面的灯熄了，六苟痛惜地摇摇头，他认为也能够理解，哪个不怕死？何况一个女孩儿。

六苟又亲眼看见癞苟出来了，走到教室将几个知青放了出来。六苟心里虽为知青庆幸，心里却始终云雾缠绕，辩不清方向。这真是中了哪门子邪！

听到六苟讲到这里，蓦地，我记起了苗女起身离开时讲的那句话：“我会把你们救出来的，小琨，你会记得我吧！”泪水一下就下来了，我仿佛失去了认知，眼晴只管呆呆地盯着六苟，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在说：苗女是因你而放弃贞操的，苗女是因你而死！

六苟宽慰我，周福伯己经知道他抓了知青，在大发雷霆。癞苟不敢动你们了。

六苟继续说，让他目瞪口呆的是，当你们被释放后，癞苟又强拉着苗女进了那间房。不久即听到房内发生激烈打斗的声音。听到一惨叫，癞苟捂着自己左边血淋淋的耳朵跑了出来。大家拥到房内，看到房内的桌椅一片狼藉，苗女正镇定坐在扳凳上。于是，苗女被重新捆起来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间，一个深秋的凌晨。苗女被五花大绑行进在通往潇江边的途中，她的身后跟着几个持枪的民兵。凛冽的山风扑面而来，而苗女异常清醒自己目前的凶险处境。

    走到山口古枫树下的时候，苗女站住了并回过头来，非常平静地对押她的几个人说：“我和你们也算是乡里乡亲，你们要是有点良心，我死后，请将我埋在我娘的旁边！”。正当众人惊愕之际，只见她一个纵身，以头撞向古枫旁边的一块巨石上。顷刻间，她己是脑浆迸裂，魂归大山！

    苗女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最终以头撞石，惨烈地证明了自己生命的清白。

    十月十六日，也就是苗女死的第三天，驻扎在县里的“支左”部队李营长率部进入我们公社，及时制止了这起所谓清除“阶级敌人”的大屠杀，抓捕了首恶分子，其中癞苟也在其中。

我们无法相信这惨绝人寰的故事，无法面对葬在古枫对面山崖那座苗女的坟茔。虽是安全了，也无意在伤心之地久留。一星期后，知青组六个人相约准备回到长沙去。走前，在我的提议下，我们六个人聚集在村口那株百年古枫下，在黑莉低低的缀泣声里，六个人，六颗虔诚的心、一篇简短的祭文、一杯薄酒祭奠了苗女。走前，俞和平抽出扦在后腰一把锋利的尖刀，在齐人高的树干上深深地刻上了三个大字：苗女魂。

站在村口，山风起了。层层叠叠的乌云从山那边压来，严严地遮满了半边天；石崖上长着的松树在风中摇摆，发出阵阵的呼啸。沿着这条古老的，看不见尽头的石板路，我们艰难地向前走去…  

［后记］很多年以后，当地政府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知青广场，并且为纪念长沙知青曾经抛撒过青春热血的岁月而铸造了一座知青雕塑。在我的一篇应征的碑文中写到：

清幽灵秀，蜿延北去潇江；雄峻巍峨，逶迤南来都庞。寄我辈几多少年壮志，证历史无数沧桑悲壮。廿世纪六十年代：国患家优，举国青彦奔赴广阔天地；别亲桑梓，长沙知青落江永山乡。雏鹰试翼万里，青春溢彩；古郡旌旗七千，壮志飞扬。知青携手乡亲，躬耕垄亩，修渠治水，改造山河，栉风沐雨相伴；意志淬火艰危，饿其体腹，苦其心志，獠烟历火，期盼风凰涅槃。

冠名革命，史称迁徙，是耶非耶，说与后人谈。

惜乎磋跎岁月，当年农友安在？青山遗恨，绿水哀伤。逝者已已，生者戚戚，悠悠缅怀，地老天荒。

斗转星移，四十光明，迟暮回首，乡情难忘。捐资兴学，修路架桥，倾情回馈，慰我乡愁。史册当记，即届政府，概然兴建，知青广场。知青雕塑，矗立于兹。年华己逝兮，壮心不已；铭心刻骨兮，望我故乡。

然而，知青雕塑建成了，仍然是无字碑。历史无言，我亦无言。

2003年3月11日初稿于白沙苑（2005年4月24月写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