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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4年7月27日上午近11时，姜世华从云南昆明打来长话，说他正在云南农垦朱书记的办公室，已和朱书记就申诉索赔问题谈了很久（昨天姜世华刚和朱书记长谈了三个多小时），有些呈胶着状态，问我作为成都声援他的战友之一，是否愿意和朱书记直接通话，并说朱书记也有此意。我当即回答：那好啊！这正是我们声援你的战友们，渴望等待条件成熟的对话啊！姜随即把电话递给了朱书记。
其实在这之前，我通过云南知青联谊会的朋友的报道，和与姜世华战友无数次的长话，朱书记通过网上的声援发贴，我们应该说是彼此已有了一定的了解、甚至于好感的。 电话一通，相互问好后，我即以声援姜世华战友的名义，向朱书记和云南农垦的杨总、方总、办公室王主任等领导，为姜世华所做的一切，表示真诚的感激和抱歉。因为现任的农垦领导层中的任何一个领导，都不是导致姜世华几乎是毁了其一生的惨案的直接责任人；而本该是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农垦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却因为一脉相承的法人关系，在为他们的前任犯下的错误和罪恶承担恶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任云南农垦和农场领导人，和我们广大当年深受摧残虐待的知青，都是极左妖孽肆虐的受害人。因此我们之间应有天然的亲和力与彼此的尊敬和同情。
我理解的是朱书记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感激和致歉。
接着朱书记表示以一个老知青，和负责处理姜世华申诉案的云南农垦领导人的双重身份，就对姜世华的申诉案看法，做了推心置腹的陈述；对一些与姜世华及声援他的战友们有异议的关键性的问题，坦诚地表示了包括他本人和云南农垦、农场领导在内的观点和意见；并表示很想听取声援姜世华的战友们，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和理解。坦率地讲：或许是对过去云南农场的印象所致，朱书记和云南农垦高层领导，对待姜世华申诉案所表现出来的务实和真诚，超出了我原先的定位和理解。
正是这样，在深为感动之余，我以为更有必要像朱书记一样，坦诚地表达我个人及所有志愿声援姜世华的战友们的观点。于是也就朱书记谈的几个实质性的问题，逐条逐款地，一一陈述了我们对事实和现行法律、法规的认定；并在经过短暂、紧张地思考后，没有和一起具体经办声援姜世华战友的滇、沪、渝、成等地战友通报协商，就贸然地将我们多次研究讨论的姜世华的索赔底线，以及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定位的法律上的依据，和从尊重云南农垦、农场广大干部职工的情感出发，之所以要做出这样保守界定的原因……都无保留地告诉了朱书记。
朱书记对声援姜世华战友的意见表示了尊重和理解，同时也表示将如实地和他的同僚们通报、商议，再查证有关的法律法规，争取尽快地给予明确地回答。
最后双方都表示为妥善地解决好姜世华的问题，愿意进一步联系沟通，增进理解信任。通话持续了近四十分钟，在友好亲切的气氛中结束。
虽然云南农垦、农场目前和我们的意见尚有分歧——有的甚至是比较对立的分歧——但我随即在与滇、渝、沪、蓉的声援姜世华战友通话后，都为这次和农垦高层领导的对话感到欣喜，对以“双赢”的方式——即通过此事不是与云南农垦、农场广大干部彼此伤害，而是更进一步地增进友谊、理解、合作——圆满地解决好此事，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我们声援姜世华的战友们，自从介入此事以来，今天是心情从所未有的好。据之后姜世华再次激动地打来电话讲：朱书记也是在和声援姜世华的知青战友通话后，有同样的好心情。
我相信广大知青和农垦、农场的广大干部职工，都不愿意看到为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姜世华的申诉案，最后协商不妥弄到有意或无意地伤害，大打舆论战，情断义绝对簿公堂的地步；也不相信“四人帮”统治下的极左阴魂，还会在“以人为本”，“亲民政治”“三个代表”深入人心，法制化的今天，能继续给云南农垦、农场的广大干部职工，和广大农场知青再次构成危害。
我没有丝毫的理由怀疑这些，因为自从姜世华今年五月在战友们的支持下，再次提出申诉索赔要求以来，从农场最基层的广大干部职工，到云南农垦的高层领导，都是照例地对姜世华的悲惨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对当年摧残虐待知青的极左妖孽表示了极大的义愤。这是我们广大声援姜世华战友最感安慰、也是最为感动的。个别人的不良行为并不能代表云南农垦和农场，更不能有损我们对第二故乡的深厚感情。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昨天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光荣和耻辱，善良和罪恶，都将在后人面前暴露无遗；今天的现实是未来历史的底片——我们涉及此事的人与事，都将不可抗拒地走进历史。作为一个从事笔墨生涯的云南农场知青，我已和上海、重庆，成都的战友同仁取得共识：我们正在编写的关于公元1978——1979非常时期，云南边疆农场知青风潮事件的大书，有关姜世华的问题及其今天正在发生的后续部份，将作为此书不可或缺的亮点。
因为我们是爱云南那片红土地，爱曾和我们患难与共的云南边疆农垦、农场的广大干部职工的，我们想在有生之年化解极左妖孽在我们心底留下的阴影和死结。当然，在最善良友好的愿望呼唤最终没有回声的时候，我们也将被迫……
2004年7月27日急就于成都了然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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