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话题漫议
张宝璇、赵令如、徐 达
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意识浓重，人治传统厚蕴的国度。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这场胜利的农民革命有了本质的改变。当政者实行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特别是个人专权的体制，以至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个别人，成为子民的百姓没有作主的权利。
毛泽东发动知青运动，尽管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却也只能无奈承受。毛泽东的去世，才使运动结束有了希望。出于顺民心固政权之需，新执政者的意识取向使曾经倾颠的一切有了翻转的可能。知青顺潮而动，夺回生活夺回做人权利的胜利大逃亡最终促使官方于七十年代末结束上山下乡。
然而也仅止于此，对这场中国乃至世界绝无仅有的“改造知青”的强制移民运动，给国民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官方至今视而不见，不要说自责忏悔，就连向人民简单地说一句“对不起”都没有，更不要提什么善后补偿。
劫后余生的知青回城后，知青群体就被社会各个层面所分解。除了少数人如官员，作家，老板等以外，绝大多数当年知青不是失业，就是下岗，成为最早一批从社会生活主流中退出的社会边缘人。这些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成本垫付者，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牺牲群体之一。
一
后知青时代，官方居然将寿终正寝的“上山下乡”弊政，说成是“解决城市的就业问题”，“一项社会实验”，还说发动者“初衷是好的”。如此不堪质疑乃至颠覆的结论，竟被众多专家，学者所接受，借题炒作。有关文革的一些最有价值的官方档案迄今尚未解密。在事实真相尚未完全搞清楚前提下，这班文人却众口一词：毛泽东发动知青运动是出于“经济上原因”，甚至连运动起始时间缩减成1968年岁末都是一模一样。
所有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的终点，往往都指向经济问题。可是，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文化和历史的基础。经济，政治，文化是三位一体的。既然要对知青上山下乡进行探析，三者理应结合起来剖析，为何独独从经济方面加以探讨？
毛泽东嗜好搞群众运动，中国又有哪一次运动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争夺领导权，是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决不是经济管理问题。即便毛泽东在经济领域搞“大跃进”，也没离开“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
“解决城市的就业问题”结论，不但否认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背后政治动机，而且否认1963年7月9日严格按照毛泽东指导思想办事的周恩来所说的政治目的：“城市青年只有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对他们很好的教育改造（包括干部子弟）。”结论既无法回答1962年下半年运动一开始就将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初高中毕业生赶下农村进行改造这个问题，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经济形势好转的1964年反而要迫不及待地将上山下乡作为长远的国策，出台《决定（草案）》。结论非但不能回答为什么文革打倒刘少奇，否定他当国家主席以来全部政绩，批判他建国十七年全部言行，唯独有关“上山下乡”那部分除外这个问题，而且不能对“大换班”现象自圆其说。即正当知青浩浩荡荡上山下乡之时，大约同样数目的农民进城得到固定职业。
知青运动剥夺了宪法赋予青少年教育的权利和平等择业的劳动权利，还堂皇地打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旗帜，用一个自以为高尚的动机来支撑。“一项社会实验”？！剥夺已经不需要任何理由，而是赤裸裸地毫无遮盖了。当局至今背负着肯定知青运动的包袱，联想到日本最可憎的是“死不认错”，岂不耐人寻味！
多年的强权威压，华夏大地奴性泛化。
毛泽东一句“造反有理”，人民主动请缨，彼此恶斗，互相残杀。整个国家迷失在“造反有理”的喧嚣中，法律，理性，秩序荡然无存。同样，毛泽东一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退去“红卫兵”袖章的老三届人统统都到“广阔天地”没有作为去了，难道这就是知青的选择吗？“再教育”只不过就汤下面而已，知青运动的起因给说成是出于“经济上原因”，难道不觉得这是在有意无意地湮灭毛泽东发动知青运动的意识形态动机和政治动机？
知青运动是国家权力异化以及国家权力行使者把公共权力变成自利性工具产生的怪胎。“改造知青” 结果将一代正常人变成社会边缘人，这是极不人道的，正如非洲古谚所说“剥夺他人的人生，即意味着自己不成其为人”。什么“初衷是好的”，说穿了，现在唯一可以为毛泽东发动知青运动挽回一点道义支持的理由，无非就是这么个被夸大的结论。
二
毛泽东去世了，遭废弃的一代人改造终于熬到头了。不仅知青可以回城了，如今就连农民都可以到城市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番，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一大进步。然后剥夺知青人权的上山下乡，毕竟是一 条实施效率极高，遗害久远的弊政，“三个代表“辉光下的当局理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可是，二十多年来，官方对知青运动存而不论。由于制度上纠错机制、补偿机制缺点，以至回城知青面临失业下岗，住房看病养老等等一系列个人难以解决的问题，生存状况如坐滑梯。这是知青的现状也是知青的历史。历史拖延下来便是现状，现状维持久了也便成了历史。上海赴新疆老知青维护自己正当权利，抗争至今已历二十五年，仍在持续之中已历二十五年，仍在持续之中，就是一个实例。
时近大回城尾声，1981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不伦不类的91号文件，不准新疆上海知青回沪。于是，上海对手持合法三证（户，粮，工资介绍信）回城的知青，一律驱赶返疆，颁布六不准，断绝知青在沪生活一切来源，尤为恶毒的是不准知青子女上学，哪怕有的孩子辗转七八个学校也一样给轰走；有的孩子拉着课桌椅不走，甚至跪在校长、老师的面前哭着要上学，都感动不了这些“为人民服务”的“园丁”尤其是其背后的权力者—很明显，如果老师们不如此执行上命，就势必被打破饭碗。这场借“严打”之名动用警力胁迫和铐押上海知青强留农场的大驱赶，直到逼死数条人命后才有所收敛。二十五年来，新疆知青为了维护自己正当权利，被迫上访、请愿，有人上访一千多次至今尚无终结，付出了难以言说的代价。而当局似乎失去了解决的能力，借口“稳定”压制他们的不满情绪和行为，剥夺他们表达不同意见的机会。多年来，有千余人次因上访遭殴打，关押甚至劳教。一旦有人对滥用公权不服依法申诉，法院则偏袒被告，频频吹黑哨，腐败公开嘲弄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弱势群体的状况是区别社会文明的分水岭。文明社会应当保护正当利益，哪怕相对全体社会利益而仅仅只是一个人的利益。没有基本的社会公正作为社会整合的秩序基础，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而公正的问题是要靠社会制度来保障。只讲GDP（国民生产总值），不讲GNH（国民幸福指数），只讲经济高速发展，不讲国民福利增长并不必然给民众带来幸福与自由。没有良好的安排，经济增长最终都要被落后的制度所抵消。
公平公正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道路基石。文革，使社会生态癌质化。然而，造成那场灾难的权力体系今天仍在起着作用，在权力的监督制约方面并没有质的改变。党政干部最接近权力，也更有可能是无赖，如果没有监督，尤其是没有制度的监管去制约他们，他们有可能把整个国家抱回家。一些官员利用公共权力牟取体制外的灰色收入和法制外的黑色收入，积聚财富。体制的先天痼疾及法律虚置以致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屡见不鲜。腐败就像侵入失去疫力的躯体的病毒一样，变得肆虐疯狂。权力导致社会裂化日趋严重，社会财富过分向政府集中，而政府又忽视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投入，相反大量向经济领域投入政府财力。社会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和不平等交易。医疗搞商业化伪市场化，过去五年中，医疗服务费用增长速度超过了年均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近一半群众有病看不起病，近三成的群众该住院不能住院。医疗卫生服务出现两极分化，公平性大大降低，联合国191个成员国中，中国的公平性排名倒数第四位。“看病难”，“看病贵”，医疗成了抽吸民众血汗钱的黑洞。教育搞商业化市场化，教育财政投入仅有3.28%且偏向城市及大学，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10年间学费猛涨20倍，学生成了学校“人质”，教育也成了抽吸国民血汗钱的黑洞。现今拥有1385家上市公司超过4万亿元的总市值，吸纳外资近400亿元的政策股市十五年没长高，成为圈吸7100多万股民血汗钱的黑洞。与此相对照的是我国政府在一般公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高达24.8%，行政成本高踞各国之首。群体贫富悬殊，阶层差距日益加大。基尼系数是全世界公认的衡量贫富差别是否适度的一根标杆，我国由原先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一跃而超0.4的国际警戒线，达0.48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进行的排序中，中国居民的整体生活质量在世界上的综合排名却为第94位。社会失去公正，必然造成社会心理失衡。差距较大的贫富分化，有失公平的利益分配过程，引起了“相对剥夺感”。无怪乎，作为国家名片的人民币上人民不见了。
其实，又何止只有区区数万被政治遗弃的新疆上海知青遭遇不公平，不公正，大多数当年知青如今成了社会边缘人，他们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我们这个势利的社会不公平，不公正。弱势群体生存艰难，具有强烈的社会不满感，而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全社会的代表，自然会成为社会弱者的相对剥夺感，分配不公感以及对立情绪，逆反心理和群体意识的发泄对象。出现“越强调稳定，就越怕群众‘闹事’”，而越怕听不同声音，群众不满情绪越强烈的恶性循环。
当某种社会问题成为经常性存在的事实时，就不是某一时期政策层面的措施能够解决的，而要形成基本的制度治理。只有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制度安排才能够给民众带来幸福。只有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才是一个有向心力的社会，才是一个能养成高尚道德的社会。
三
否定知青运动也就是不满于现实生存状态。对知青运动的否定会反过来激起我们对正常的，健全的，美好的社会和人性的肯定和向往。这是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探讨知青问题，如果把回城知青的命运全排除在关注视线之外，只在一些稀松平常的层面“发思吉之幽情”，那么结果便是将过去沉重的过失和硕大的罪恶都变得“五岳倒为轻”。知青运动，这个文革催生的怪胎，目前仍是难以彻底言说的话题，但是我们决不应该自甘寂寞。而如果只是站在一个虚拟的高度，频频发出无关痛痒，到处适用却永远不犯忌的宏大的话题泛泛空谈；却不为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弱势群体讲话，不为社会进步和发展服务，还有什么必要去谈知青运动？
一些今日成功人士，对知青运动，用起哄的态度，做戏剧化的解读，将农村的经历变成求息的资本，尽管其中亦不乏理性思考，但夹杂其间更多的还是一种自命不凡的情绪，追思历史，全部是文明之光，一片辉煌。一谈知青磨练，就是“坏事也可变好事”，其“乐观”的态度让人甚至对灾难有“相逢恨晚”的错觉。例如某位“知青作家”在一次知青晚会上就直言不讳“岁月蹉跎，人非蹉跎”。人治社会，既然连经济都是“计划经济”，那么人的一切自然都被计划好了，个人的任何努力也就成了无意义的事情。倘若毛泽东晚去世十年，上山下乡再进行十年，真不知是否会有人说“人非蹉跎”？某些知青精英，歌颂上山下乡，还要感恩戴德，其用意无非是要用以证明自己今日成功的必须性。对昔日灾难淡化和健忘，一至于此，真让人为之心惊。
面对人文精神衰落、价值标准混乱、道德滑坡的社会，一些成功人士，不首先反思形成今天这种局面背后的体制成因，而是感悟“红色”，对过去的理想精神，发泄浅层次的“叫好”。仅仅依据“无私奉献”一段让知青不堪回首的青春岁月，就断言知青“坚持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操”，“是共和国教育最成功的一代人”，“是中国的脊梁”。唠唠叨叨什么知青“百折不挠的追求”，“以失败告终的精神的艰苦远征”，“经受了锻练，作出了贡献”，什么知青的“团队合作集体主义精神”，“无条件献身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形成至今令人追怀不已的一种时代精神”等等。总之，就是要呼唤所谓的“知青精神”。
张扬所谓的“知青精神”，却不进一步证明“知青精神”究竟植根于哪一种时代情境之中？不说明知青在物质匮乏，逆境恐惧下“经受了锻练，作出了贡献”是什么；不解释知青“无条件献身精神”，“无私奉献”，到底“百折不挠的追求”了什么；在大回城时，又如何彻底抛弃了这种奉献和追求？制造如此一个前提错误，结论荒谬的命题，岂不是在宣告知青运动的“伟大成果”？！主体是老三届人的知青，先当红卫兵，后做知青，“基因”相同。“知青精神”不就是红卫兵精神吗？我们不想把话说得很难听，看看知青丢盔卸甲地逃回城里，所谓的“知青精神”是什么就明白了。
崇高名义下的卑鄙，是那个时代文化的底色。宣扬虚无理想要受众相信并为之奉献，常常是伪善者克人纵已只赚不赔的游戏。“坚持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操”，从这种深烙着那个时代意识的表述，恰恰可以佐证，在黑暗经降临的地方我们也曾是黑暗的组成部分。所谓的“知青精神”，不就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国人盲从愚昧，自欺欺人的普遍精神面貌吗？
宣扬奉献却又不将自己列入奉献者范围的则必定是伪善。只要牺牲不是自愿的，任何在道德名义下要求特定群体作出牺牲，都是一种强暴。一些成功人士，凭什么说遭废弃的上山下乡是“无私奉献”？别忘了！政治高压，人人自危，你想“私”可以吗？你想不“献”行吗？生活在物质匮乏，逆境恐惧之中，没完没了“再教育”，知青能够承受这种“无私奉献”之重吗？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调查显示，有多少知青是心甘情愿一辈子扎根农村，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通过知青大回城，获取粗线条的答案。从整体上来说，几乎就没有。第一批自愿去内蒙插队的北京知青，第一批被周恩来批准去云南的北京55，他们现在在哪里？还不是欺骗了自己和世人！这就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光靠道德，未必能战胜本能。
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穷得只剩钱了”的知青精英，固守“12.22”圣谕，大唱赞歌，能有什么真正的知青精神？明明知青群体权益已大受侵害，却还偏要称颂“恩公”；尽管大批知青早已用脚否定了知青运动，但精英们对体制上的固有弊端，却“口将言而嗫嚅，笔欲书而踟蹰”，岂不是尴尬而又可怜！既不愿被人冷漠，却又要曲意逢迎，轻描淡写，粉饰太平，这样的“知青精英”，实在很可悲！
《作者简介》张宝璇，赵令如，徐达，均为上海60年代中学毕业生，文革前因家庭出身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务农。从七十年代未开始从事维护老知青正当权利的抗争，同时进行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理论探讨。
（原载《知青》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