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P14
《八年》P14证人
你是云南知青吗……
1971年，一万多成都初中毕业生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其中绝大多数人，在那里干了整整八年。
成都知青大规模到生产建设兵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在成都市民的记忆中，整体分量很重。
1979年，我们回到当年出发的城市……·
到了1990年，当年兵团好朋友陈蔺、王晓梅摸到我家来。两个人揣了一肚子激情，说出话却是不温不火。她们提议，能不能在第二年，即1991年，我们到云南兵团20周年时，搞个什么东西，纪念一下，能不能出本书，或者弄个摄影展览。我立马响应。
这两件事，第二年都办成了。办得热热闹闹。
这本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叫《青春无悔》，展览也用了同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老作家艾芜先生在病中为我们选定的。这位因南行和《南行记》系列作品蜚声文坛的长者，提起云南，脸上是动人的温情，南行路上，有他的漂泊青春。
云南支边生活纪实《青春无悔》，收录了86篇文章，计40万字。每一篇都出自有过云南支边经历的知青，故事真实，情感饱满，无矫情，不做作，很有力量。
来稿远不止这些。
当时我们为如何征集到足够的稿件，头痛了一阵。想过打广告，可没有经费。有人建议写篇文章找一家看客众多的报纸发表，可能效果更好。这事以表决的后果落到我头上。为了达到不花钱也要做得比广告响亮的目的，我为文章起了个深入人心又相当口水的名字《你是云南知青吗》，是成都人都明白。
文章在《成都晚报》发出后，反响出乎意料。我们这时才意识到，这拨人早就憋得难受了。返城十余年，出于生计和别的原因，顾不得回头看自己的来路，被人一捅，便覆水难收。摩拳擦掌，人人都有话要说。
那段时间，我接待了若干投稿者，来人一般都会在办公室坐上一阵，说出的话，不外乎“一直在等这天”之类。有天门卫打电话通知，有人找，上电梯了。我的办公室在二楼，有这么夸张的吗?礼貌地到电梯口等候，不想接到一个摇着轮椅出来的男人，他叫杨鲁勇。站不起来的鲁勇，心比我的脚走得远。SARS(非典) 那阵，知道我常出差，连续追来几个电话，叨叨叨，像我妈。还有一天，一个长发微浪的男人找了来，送上他字迹华丽、狂放狷傲的文章，我喜欢他的文章，随后又听到他患癌症多年的传说，我和他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好到蹲在癌病房，躲过医生，分享最后两支香烟。他是陈晓元。
陌生人见面，自我介绍“我是云南知青”，跟接头暗号一样，接起多年前的因缘。
1991年6月，影展开幕那天也是书的首发式。省展览馆巨大的玻璃门外，上千人挤在一起，前胸贴后背，蓄势待发。门一拉开，如提闸放水。多年不见的老友抱头痛哭，多年结怨的冤家一笑抿之，多年的鱼骨吐出来，多年的暗恋浮出水面……青春的疙瘩挽得再紧，终于有了松动的时候。
没想到，我们如此需要这一天。
这一天后，有关云南知青的故事不是杀青，而是被重新掀开。
直到又过去了两个十年。成都市和锦江区两级政协秉持其一贯的尊重历史、尊重史料的态度，准备出版一系列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关的书籍，第一本，就选中了“云南知青”，此卷定名《八年--成都知青云南支边纪实》。
这回不是重复《青春无悔》。虽然它的作者，仍然是当年的云南兵团知青。如果《青春无悔》更多提供给了这一群体倾诉、宣泄的机会，那么《八年》需要的，则更加理性，它强调作品的“文史素材”性，强调对知青生活全面的反映、真实的记录，“亲历、亲见、亲闻"是唯一原则。
我们的记忆也会出错，不单因为时日渐远。比方那时偷了一只鸡，讲来讲去40年，最后竟成了偷回一扇猪屁股。我们相信那是真的，饥饿在潜意识里，煽动我们想象每次出手都有重大收获。但它是另一种浪漫，不是史实。史实可以带笑带泪带血带惑，含情含悲含冤含愤，却不用虚张声势。
从1971年春天到1979年春天，在成都，这一万多知青的集体经历，对这座城市的知青史而言，不可或缺。
我们见证了自己的青春，见证了这座城市千家万户曾经的绝望，也见证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因我们的进入和撤退呈现出来的种种激情和尴尬。
证人能做的，就是守住真相，说出真相。
真相在睡不着觉的夜晚，咚咚打击我们已经不再青春的心脏。
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知青 曾小嘉
2010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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