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P28
《八年》P28躁动的1971
文/张清聪(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知青)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大、中、小学校统统“停课闹革命”，正值小学毕业的我们辍学回家耍，这一耍，就是浑浑噩噩的三年!
1968年，“老三届”们根据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被赶到乡下，腾空了学校。
1969年，我们这几届抛荒了三年的小学生，才得以进中学“复课闹革命”。
1971年，我们在中学已经混了两年。除了没完没了地学工、学农、学军外，没有正规课本的文化课也是断断续续没正经地上了几天。好像语文课在教“主、谓、宾”，数学在教一元一次方程，英语教了“朗里吾切尔门毛”(毛主席万岁)。其他什么工业和农业基础知识，也大都七零八落无疾而终。就是这样，学校还在组织批判“读书无用论”。
批判归批判，现实是读书再多也得上山下乡，城里没有就业机会!因此，谁也没拿读书当回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或钟也不撞，干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这种消极被动、茫然无望的中学生活终于有了结果:我们这几批所谓的初中生，唯一的出路是只能到农村和边疆。
年初，蓉城拉开了宣传动员到云南支边的序幕。震撼人心的场面一个星期上演一次:先期出发去兵团的长长的队伍敲锣打鼓，徒步招摇过市到火车站;报纸、电台大造舆论推波助澜。一时间，街谈巷议，各种消息频传。还没轮到在我们学校动员，躁动的情绪就已蔓延开来，课堂上老师讲得懒心无肠，学生听得心不在焉。人人都面临着无法回避的抉择。
一天，我们一帮街邻伙伴专门去火车站看了欢送支边青年的场面:人山人海，标语处处，红旗招展，鼓乐喧天，气氛让人激动不已。没有“支边青年证”的我们混不进车站，只好隔着铁栅栏张望，人群挡住了视线，只看得见火车头。有一节车厢正在装运大包小包的行李，让人疑惑:兵团真的如传言的那样缺吃少用，需要从内地捎带?
突然汽笛长鸣，列车启动。刹那间鼓乐齐鸣，震耳欲聋，同时响起哭声一片。站台外的我们也激动莫名，心都揪紧了……列车远去，人群潮水般散开，我们的心也像是被列车带走了，随即便如空荡荡的站台一样空虚怅然。忽听“扑哧”一声，有个家伙从铁栅栏上跳下来，裤子上一块巴掌大的布挂在了铁矛尖上，他在众人的大笑声中扯下那片布，慌忙捂着屁股狼狈逃走……
从此，我们对支边的消息特别关注，支边成为我们最主要的话题。还游逛了几处专卖上山下乡物资的地方，对蚊帐、饭盒、手电筒等凭证供应的东西津津乐道，就像渴望当兵的人喜欢那身绿军装。云南是我在攀枝花参加三线建设的大哥去过的地方--那阵成昆线没通，探亲要取道重庆、贵阳、昆明--也是他老生常谈的龙门阵。还有电影、画报上描绘的，那是个迷人的地方，西双版纳茂密的原始森林，神奇的大象、美丽的孔雀;大理的“三月三”，铁匠阿哥、金花阿妹，蝴蝶泉边的对歌;毗邻缅甸的坝子风光绮丽，凤尾竹、槟榔树掩映的竹楼、缅寺、佛塔;木瓜、菠萝、香蕉、芒果等热带水果四季飘香;木棉花、大青树下赶摆的异乡情调;傣族、佤族、景颇族等众多的少数民族风情……真是让人神往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啊!
让人浮想联翩的还有:
转业在北大荒工作的三叔，他讲的故事和课本上的如出一辙:“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东北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激发人想闯关东，
邻家有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的侄女，拿工资，穿军装，让人羡慕得流口水;见闻也让人稀奇:大漠戈壁早穿皮袄午吃西瓜，白天追骆驼夜里撵黄羊;维吾尔族歌舞、手鼓、鹰笛、冬布拉，让人向往走西口上天山……
还有苏联电影、小说中的边疆开发建设的故事耳熟能详:茫茫荒原上“康拜因”的钢铁英姿;繁星下、篝火旁的青春舞影;寒夜中白桦林里悠扬的俄罗斯手风琴声……这样的意境让人热血沸腾，想去建功立业，挥洒青春……
这些有关边疆建设兵团的传说故事、情景，令人心驰神往，使我在燥热的春夏之交的日子里，沉浸在天真幼稚、诗意浪漫的无尽幻想中;而兵团战士那38斤的粮食定量和每月28元的工资，更对迫切想自立的少年，具有极大的诱惑和吸引力。在当时已经上山下乡的“老三届”中，还没有一个抽调回城。听说穷的公社一年苦到头，还得家里掏钱倒补口粮，日常开支也得靠家里给。许多家长说起来就长吁短叹叫苦不迭，让我们听得头皮发凉，对农村充满恐惧，生怕下乡也变成了“苦菜花”。
就在这样的对比中，我心中的天平自然倾向了边疆建设兵团。
很快，支边动员也在我们学校展开。“屯垦边疆，为革命种橡胶!”“支援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毛主席的红卫兵最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等标语铺天盖地，一时间，支边已上升到听不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的政治高度。在全校动员大会上，来自建设兵团的解放军报告团团长，从五湖四海的国际风云到神州大地的国内大好形势，从帝、修、反的封锁到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从橡胶的战略意义到兵团橡胶事业的蓬勃兴旺，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总而言之，种橡胶是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解放全人类的需要，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
除了这些豪言壮语，还特别郑重地强调:边疆不可能像传说中的那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也不可能“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跤抓一把花生”(之前来“招兵”的确实就是这样讲的)。这一切都要靠你们和边疆各族人民一道，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去奋斗，去创造。苦和累就是对革命意志的考验，不苦要你们去干啥?边疆的落后面貌就是要靠你们这些革命青年去改变。
那真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慷慨激昂，苦口婆心，几下子就把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学生娃娃说得热血沸腾，群情激奋。动员会一散，各种决心书、申请书，甚至血书就将学校贴了个密密匝匝，花花绿绿，极尽最真诚、最强烈、最盛行的革命辞藻。
赴四千里外的边疆支边是件大事。为此，远在攀枝花的大哥特地休假回了趟成都，全家分析来分析去都认为: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活活饿死的父亲就是前车之鉴，万万不可重蹈覆辙去阶级斗争观念强烈的农村!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如能批准去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全家最大的光荣，也是我最好的出路!都相信建设兵团这所“解放军的革命大学校”，会正确执行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相信兵团是部队编制，过的是集体生活，发工资、有探亲假，虽然离家远一些，也是和在攀枝花的大哥差不多……最后归纳为一句话: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应该出去闯一闯，到云南去支边--这也是全家人的一致意见。
要去建设兵团，得写申请报告，还得接受“政审”和体检。“政审”有人在背后做，我只有惴惴不安地等待。没想到体检却出人意料地简单顺利:一个排(班)报名的男女几十号人，排队在操场转圈跑步，兵团的首长在一旁凭肉眼观察。唯一被无情拉出来的，是个外号叫“廖舵爷”的男同学--尽管他身体倍儿棒，五大三粗。望着他绯红、尴尬的脸，看到他不知所措的样子，我在担忧中又有一丝庆幸。听说他父亲是国民党旧军官、历史反革命，所以不能让这种人混到革命队伍中去，怕他投敌叛国--几十年之后又有同学说:他父亲不过是国民党军中的炊事班长。
我的这位同学不幸当了牺牲品，祸兮?福兮?唉，这就是命!
“光荣榜”终于在大家急切地盼望中公布了!我和同班的几十个同学、左邻右舍一起长大的朋友，就这么轻易地被批准了?我们没有欢呼雀跃，反倒是在不祥的预感暗示下，心底升起几缕疑惑和隐隐的不安。
我人生的河流就此转了一个大弯，把我青春的梦想抛向了神秘莫测的西南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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