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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重庆知青P96
坚守一号界碑的重庆知青
曾永强
云南河口农场八分场六队地处中越一号界碑旁。对越自卫还击战期间，八分场六队民兵排留守11名战士(9名重庆知青)，在1978年10月至1979年2月坚守边境一线，多次配合昆明军区敌后侦察大队侦查工作。(主要是接应部队侦察回归人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云南省农垦总局评记集体三等功1次。
1976年下半年随着中越关系的紧张、恶化，河口农场八分场六队民兵排，由先前的民兵班(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兵团4师16团8营6连武装班)扩编而建立。民兵队伍扩编后，全部更换了武器装备(由先前配备的53 式步骑枪和54 式冲锋枪换成56式轻武器)。全排配有 56式半自动步枪18支、56式冲锋枪6支和 56式轻机枪1挺。随即增加了军事训练时间。
民兵排组建后，多次参与边境争端中的“说理”斗争，多次获得边检站和上级的表扬。
随着中越关系紧张的不断升级和恶化，在1978年年底前，八分场所属的边境场队的职工及子女开始进行疏散。分场领导也根据形势的需要，将在分场部协助保卫工作的民兵排排长曾永强(重庆知青)调回了六队并负责民兵排的整训工作。
1979年1月，疏散工作基本结束，全队留下了一个班(11人)的民兵(重庆知青就占有9人)和一位队领导留守场队。留守民兵的任务就是边境线上的巡查工作和过往部队人员(侦察兵)的接洽工作。开战之前，民兵排一共接洽、接待了侦察兵近十批次。部队来人有时问了一下我们知道的边境状况及有无异常情况发生就离开了，有时还在我们队上住上一夜。当侦察兵在我们队住下时，我们都很高兴。他们要求我们煮饭并搞点新鲜的蔬菜，他们就拿出猪肉罐头(也有蔬菜罐头)与我们共同进餐。夜晚双方混合排设暗哨。当侦察兵离开时，他们就将多余的食物(整听的压缩饼干和猪肉罐头)留下来送给了我们。(如果是境外返回的侦察兵，到了我们这儿，离开时，基本都将食品部分全部轻装了)。
1979年1月底或2月初(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了)一天午后，突然间发现八字河(中越界河，枯干的河道仅约10米宽)对面集结百多越南边民对着我方在大声吼叫。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通过望远镜观察发现，在越南边民后面埋伏有数十多名全副武装的越南公安兵，枪口全部朝向我方。随即我民兵全部带抢进入阵地，对敌进行监视观察。直到傍晚越方边民才逐渐散去，越南公安也撤离后，我们才撤回休息。事后我们通过上报反映和了解，才知道是当天上午某部侦察兵过境抓“舌头”(地点在我们六队附近)，对面公安组织边民前来“吼叫”(抗议)。
1979年2月8日傍晚，一支侦察兵队伍20余人(首长是位侦察参谋)，进驻我队，联系中告知我们:“明天将接应外出侦察的回归人员。”接洽中，要求我们将56式轻机枪调给他们使用(我们肯定是无条件服从)。联系商讨中，我面对摊开的军用地图给部队首长介绍了周围的地形、道路状况并受领了部队首长给我们安排的任务。
次日(2月9日)，刚过正午就接到部队首长的通知，外出人员要回来了，要我们做好接应准备。所有民兵也全部进入了早就挖好了的战壕或天然掩体内。当时，我们确实太紧张了，不知道过一会会发生什么情况。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左右，从1号界碑方向传来了枪声，而我们的阵地对面未发现任何动静。1号界碑方向的枪声没有响多一会，也停了下来。我在观察哨位置，用望远镜不停的扫描对面的几条道路，观察对面的情况。在枪响后约半个钟头的时候，我发现对门公路上面的草笼笼里有动静，数个地方杂草晃动的迹象就是有动物在里面游走。当时我就判断出是越南公安屯(越南公安屯驻地在五队的河对面)方向来了人。我立即通知部队指挥员(其实他们也有所发现)。随即部队指挥员也发出了命令，叫我们不准先开枪，以机枪的响声为开枪信号(当时也就只有我们民兵配发的1挺56式轻机枪，但事前已经调给部队军人掌控)。当对面越南公安钻到草笼笼边缘就停了下来(因前面是庄稼地，杂草很少，遮不住他们的身形)。过了一会儿就看见他们从草笼笼里面分散钻了出来，想快速通过这片开阔地。当我发现有10余人的时候，就听到了我方机枪的响声，接着一片枪声响起，我也向对面打了几个点射。由于距离较远(对面公路距我方阵地约300米左右)无法判断自己的射击效果，我又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见到庄稼地倒着3个，公路内则排水沟趴着一个还在动，我就用单发射对其开了几枪。这时对面也有子弹向我方飞来，我自己的脸上都沾了被子弹打飞的泥土，吓了一大跳。待观察不到对方动静后，传来了停止射击的命令。这样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过了约个多小时，天色有点暗了，在接到撤回的通知后我们逐个撤出了阵地，回到了队里面。在临时指挥部与部队领导碰头时，又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时哪位侦察参谋对我说，肯定是派出去与外出返回人员会合的那个班被对面的越南人发现了，侦察参谋立即组织剩下的军人对对面阵地进行了火力压制。随后告诉我，为了防止越南人报复，他暂时留下一个班的人在此守一下，但是，今天夜晚也会撤离。他要求我跟上级汇报一下当时的情况，并叫通讯兵用他们的电话联通了八分场场部，在我与副场长李征宽通话时，枪声也非常激烈，当听说部队当晚要全部撤离后，他说他马上组织外面的民兵进来支援。
在天逐渐黑下来后，枪声也停了。在侦察兵的协助下，我们用手榴弹在几处地方设置了诡雷并布置了暗哨，防止越南人报复偷袭。
半夜时分，李副场长带着近百全副武装的民兵摸了进来。李副场长与部队领导交涉后，侦察兵就全部撤离了。
当晚支援进来的民兵就自己打开背包找地方挤在一起休息了，哨位上就由我们民兵排的人员轮流执哨。
第二天(2月10日)，所有人员都隐蔽在屋内或对面看不见的房后。人一多，生活成了问题。大家只能吃自己带的干粮，我们在房屋后面架锅烧点开水。中午，李副场长问我，有什么打算?反复商量后决定，支援进来的民兵在当晚全部撤离，我们民兵排的人员夜晚住到事先准备好的山洞里面。
后因感觉山洞里面潮湿，我们又在山上找地方用塑料薄膜架起了帐篷。白天我们就轮流上观察哨和下山解决生活，晚上就住到山上。
某天，分场武装干事苏家再来到我们队上视察，同时我们队疏散到场部的老工人文家英也给我们带了一些香烟进来。我问他们，大白天，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听了他们的回复，才知道场部已经组织人员在后山开了一条便道。文家英也告诉我们，他受命负责我们的后勤工作，需要购买什么?就打电话到场部(10日晚上李副场长他们撤离后就利用电线杆上哪未用的两根线派人给我们配置电话)，他两、三天会进来一次。
2月16日晚上我们与往常一样住在山上，下半夜，我们被排山倒海的呼啸声惊醒，只见天上大片的光线朝着越南方向飞去，对越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了。临近天亮，五队方向也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我立即打电话到五队，问他们那边的情况，得知，有部队从坝吉(五队的地名)朝越南攻打对面的公安屯，战况激烈。不久电话里传来了五队杨守义受伤和杨守义牺牲的消息。而我们的对面听不到一点动静。
天亮后，我们仔细观察了对面，已经再也看不到人影了。只是一阵阵的听到强大的炮火飞越我们的头顶射向越南纵深方向。两天后，感觉我们后面龙堡上面向越南那边发射的炮火稀疏下来，不久就再也听不到了。
自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后，直到3月份开始撤军，三坪坝(我们六队的地名)基本上都很清静，只是时有地雷爆响的声音，经观察，是散放在外的耕牛(有越南边民的，也有我们自己没有转移走的)在界河边触发了越南人埋设的地雷。这段时间我们也根据上级指示，抽调人员执行上级临时安排的任务(武装护送场部去越南搬运物资的车辆等)。
当所有部队全部回国后上面就批准了我们的探亲假。待我们休完探亲假返回农场时，就接到通知，撤销五队、六队两个生产队的建制，职工分散调到内线各队安置。三队、四队内移重建住房。随着生产队的撤销，我们民兵排也就随之解散了。
战后民兵排荣获集体三等功，多名留守的重庆知青荣获个人三等功。只是在战后评功之前，民兵排的重庆知青都全部返城，回到重庆。
曾永强:曾就读于重庆市红星中学。
1971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4师16团8营6连。1975年改制后为云南省河口农场8分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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