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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P43
磨炼
1971年3月10日 成都首批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支边青年1053人，乘知青专列由成都出发，奔赴云南边疆……
路
文/沈忠仁(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知青)
一
1971年初，我们即将初中毕业，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支边青年;一条是上山下乡，当插队知青。插队知青的艰辛年长一点的哥哥姐姐们已有体验，且以各种渠道注入我们这些小青年的脑际，唯有到云南边疆去，虽是一片未知的红土地，但却充满了神秘和遐想。“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一跤抓一把花生”的浪漫色彩，不知怎么回事就弥散开来，再加上有组织、有食堂、有工资这些诱人的条件，人的选择就在这有形无形的要素中被定格了。毫无疑问，决定支边去，是我人生的第一大选择，而做出这一决策的人，直到今天，我都还难以确认，是自己，是家庭，是老师，还是……总之，这条路，我一走就是七八年。
记得我们是从学校起程的。在同学们的欢送下，我们背着被包，过老南门大桥，经红照壁，穿越市中心广场，通过主席像，再过骡马市、万福桥，步行整整十里路，来到了成都火车站。一路上步履匆匆，既不兴奋，但也不沉重，似乎一切都是未知数。只记得送行的班主任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我记得太牢了，以至成为支边多年的人生信条。当运送知青的专列徐徐开动的时候，满车厢哭声越来越响，此时，我旁边一个女同学，眼中噙满泪水，口中自言自语道:“我不哭，我就是不哭。”而我清楚地记得，我也属于那“就是不哭”的少数几个人。想必老师的教诲起了作用，哭什么呢?我们不就是吃苦去吗!
二
乘火车再转汽车，一共经过六七天的行程，我们这批支边知青到达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团部。还像那么回事，团长、政委、参谋长接见了我们。红领章、红帽徽虽然并不属于我们的装束，但毕竟我们是进入了充满部队色彩的大家庭，并且我们每个人今后的通信地址前都将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响当当的头衔，很自然，我们个人的称谓也开始变成“兵团战士”了。对于我们这些小青年来讲，这该是一种多大的愉悦啊!当晚就宣布分配方案，我与三十多个同学被分配到二营五连种橡胶。虽然在山上，但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亚热带的云南边疆当然不希望种水稻了，要不，下乡到成都平原多好。那晚上我美滋滋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就下连队了，团部派出了“东方红75”型大拖拉机送我们。出了团部所在的坝子，我们才明白，我们要去的山，海拔比团部所在的坝子还低一些，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被送下山去。但再低也是山，下山的路越走越窄，弯道越来越多，坡越来越陡。一路颠簸，一路风尘，不知过了多久，猛然间，我看见了橡胶林，林中还有一条马路，可以肯定地说，一会儿我们将经过那条路。我实在不愿待在拖拉机上摇晃爬行，一纵身就跳下车。拖拉机渐渐离我远去，周围只我一人，天地间显得是那么的空旷，给人以天阔地宽的感觉。亚热带火辣辣的太阳把人烤得暖洋洋的，也蒸发出红土地那特有的泥香。一切是这么实在，又给人以梦幻般的感觉。橡胶树正吐露新芽，点点翠绿，强烈地昭示着生命与春天的信息。穿过橡胶林，我来到了林中的马路上。顺路前行，我看到了大片的橡胶林和在胶林间尚存的原始森林中戏耍的猴群，人类改造自然的现实与自然界原始的痕迹像虚构的一幅图画呈现在我的眼前。转过几个弯，我看到了若隐若现的连队，情不自禁地一路小跑起来，一是要与拖拉机较劲(后来才知道，“云南十八怪”中就有“汽车没有人跑得快”一说)，二是想早早看一看我们即将定居的连队。到了，人数不多的欢迎队伍中敲起了锣鼓，在五连的“地标”——“海拔树”(一棵大树，上面标注有“海拔780米”)下，我见到了将要朝夕相处的战友--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老工人，上海知青、昆明知青，转业军人、现役军队干部。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等待良久，而迎来的却是这么一个城市“娃娃”。上海阿拉给我递上了香喷喷的香皂、热乎乎的毛巾，指导员给我递上了美味的香蕉。未来若干年的开头一天，就这么戏剧性地开始了。
不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冒了出来。说有规定，知青每两年探亲一次，但每次只能批准百分之二的人。我们这帮人刚离开课堂不久，三下五去二，很快算了个明白。按两年一次、百分之二的比例，我们连队几十号知青，猴年马月才能回家一次啊!可这个情况在我们申请来兵团之前任何人都没有告诉我们的啊!这不上当受骗了吗?来得不易，回家更遥遥无期了!知青们像砸锅了一样，那哭声一点不亚于成都火车站离别的那一幕。不行，得讨个说法去。情绪是在下午爆发的，顾不得吃晚饭了，一行人说走就走，立即向团部奔去，路上顺便挖了几个红薯充饥。到团部的路基本是上坡，弯弯曲曲，十分陡峭。天很快黑下来，我们二三十个人打着手电筒抄小路走，电筒光在山间小路上星星点点，断断续续。其情其景今天回想起来，仍感到既悲怆又壮观。等到了团部，已是下半夜了，太困了，大家分别投靠各自的同学、朋友，赶快钻进了热被窝。一大早，团部的宣传干事到处打听，五连来的一帮告状的人到哪里去了?说是团长昨晚安排招待所准备了饭菜、床铺，等了一夜怎么不见人呢?我们这一帮人七零八落的从各个房间钻出来又聚拢一堆，在宣传干事的带领下，在团招待所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接下来是团参谋长的接见，解释探亲的规定，具体怎么说的，我已记不清楚了。唯一还有点印象的，是大家除了腿脚酸痛以外，连口齿都僵硬了。我们原本无非是想满足两年一次的探亲要求，团首长又这么关心，如此耐心地解释，我们还争什么呢?团长安排了午餐，又安排了一辆拖拉机送我们。我清楚地记得这次不是“东方红75”了，而是“丰收55”，明显低了一个档次。于是乎拖拉机再一次一摇一晃地把我们送回连队。
三
我们连队坐落在半山腰，南定河在山脚，一路流淌到缅甸。连队上下都种植橡胶树。旱季雨季，日复一日，在连长、排长的哨声和吆喝声中上工、收工，开荒、锄草、施肥……橡胶树要种八年以上才能割胶，刚去时我们连队的树龄仅仅五六年，两三年后才开割。这时，建设兵团也改制为国营农场。于是乎，我们陆陆续续被培训为割胶工人。割胶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要讲究刀法，什么三角形刀法、短弧形刀法，切割的深浅、切片的厚薄等等，很有乐趣。特别是在我们农场，由于气候原因，割胶都在黎明、清晨，男男女女，踏着林间小道，穿梭在胶林，割胶采胶，别有一番诗情画意。比起割胶的惬意来讲，收胶、送胶就太艰辛了。一般情况下是11点左右收胶，12点左右送胶，谁都想多割一点胶，看见胶水涌流，一大碗一大碗的，实在让人高兴。可是收起来几十公斤重，就不那么轻松了。记得有一次，连队仅有的供拖拉机和牛车运输的道路因下雨塌方断道，只得靠人送胶。我们走小路，挑着胶桶一会儿下坡一会儿上坡地朝加工厂奔去。时间长了怕胶水变质，大家一个劲往前赶。亚热带正午的农场完全是个巨型的大火炉，在这个时候空着肚皮，挑着几十公斤重的胶水爬坡上坎，滋味真不比饥寒交迫好多少。男的光着上身、女的湿透衣衫，一行人终于将胶水送到加工厂。返回连队时大家一路小跑，只想快点赶到食堂填充一下咕咕直叫的肚皮。没想到正在过一条山涧上的独木桥时，山洪暴发了。听见“轰隆隆”的声响，我们飞快地向岸边冲去。还没上岸，滚滚的山洪便咆哮着向我们扑来，就像上游一个大水坝决堤了似的，任何物体与之相比都是那样的渺小，独木桥瞬间被冲毁，我们也被洪水冲出了几十米远。幸运的是几经沉浮翻滚扑爬，我们居然都抓住岸边的树枝爬上了岸。洪水转眼就过去了，山沟重归于平静，但原本秀美的山沟一片污泥浊水。桥没了，胶桶也冲得无影无踪，我们个个像落汤鸡一样。我平生第一次经历山洪，也第一次对路桥有了难以割舍的情感。要是有一条能抗御洪水的路，一座坚固的桥，我们将少受多少罪啊!
与路、桥相关的记忆还有一个。那年快到年末，我随司务长到河对面镇康县老乡寨子里去买牛回来聚餐。没有公路，全程都得走土路，来回要三天。完成了连队的采购任务，我还顺便为同学们买了两只鸡和几十个鸡蛋，农场里是买不到这些东西的。回连队那天，一路肩挑背扛，担子在我身上左肩、右肩、中间轮着转。傍晚时分，总算到了连队山脚下的南定河边。照例，我们得蹚过齐腰深的河水到对岸。司务长说:连队就在上面，我走快点，你慢慢上来。走热了，下水一浸，全身就像注了铅一样。我说:好，你走吧，我慢慢爬。一眨眼工夫，司务长消失在上山的小路尽头。那天，太阳落得特别地快，借着月光，我一步一步吃力地登着山，那种感觉，就好似在攀登珠穆朗玛峰。路本来就窄，两边草长得高高的，本是之字形路，走着走着，怎么就偏向了一边，只见草丛不见路。天全黑了，周边没有灯光，没有人声。远处，野火呼呼地燃烧;近旁，野猪野狼的叫声不时响起，空旷、阴森，令人毛骨悚然。我突然意识到，迷路了，心中一下掠过一阵恐怖，下意识中死亡的威胁正一步一步地袭来。我心里直呼唤:司务长啊，你在哪里?同学啊，你们在哪里?连队啊，你在哪里?当我扶着橡胶树坐下来喘息的时候，满脑子像过电影一样，往事一幕又一幕地浮现。就这样完了吗，我不就为了买点牛肉、鸡和鸡蛋打牙祭吗?这不足挂齿的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把人报销了，我的献身竟是如此渺小，心不甘啊!正当人进入一种虚幻状态的时候，呼唤声、电筒光一起出现了，“沈忠仁同学，你在哪里?”有救了，我歇斯底里地回应:“我在这!”一生怕失去这求生机会。终于，同学们发现了我，大家冲过来，扶着我走出了乱草窝。回到连队，同学们问长问短，给我烧热水，让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女同学给我煮了一大碗猪油泡饭，那可真是美味啊!牛肉、鸡、鸡蛋都买回来了，第二天着实热闹和饱餐了一顿。我太感激与我同甘苦共患难的同学了，是他们将我从危险的边缘解救出来。那次事后，我再也没去蹚过南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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