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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22-9-19 21:50: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 中国四川成都
     
    《八年》P48



    磨炼

      1971年3月10日
        成都首批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支边青年1053人,乘知青专列由成都出发,奔赴云南边疆……





    1971年3月24日火灾记

    文/成都知青云南支边战友联谊会史料征集组

    王晓梅执笔





      你们那永远的青春、短暂的生命,已与南方那片红土地融为一体。

      活下来,并非一定幸运。

      漫长的雨季过后,大青树与野花共同生长的地方,刻满你们伤痛且辉煌的名字。

    --曾小嘉·1991年





      1971年3月10日,成都市第三十九中二百六十余名初中生背着背包从成都牛市口出发,开始了他们人生的第一次远足。这一天也拉开了成都16625名初中生赴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参加边疆建设的序幕(此后至当年7月11日,共有21批成都知青陆续踏上旅途)。七天后,他们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驻地。又一个七天以后,1971年3月24日,他们中的十位女孩就在这块被称为大盈江(中国第一片种植橡胶树的地方)的土地上一间茅草房中葬身火海,结束了她们如花的生命。年仅十六七岁的她们是当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中军龄最短的成都籍战士。

      对于十位不幸的姑娘来说,历史永远定格在1971年3月24日这天的凌晨(0点到1点之间)。3月23日,是她们来连队后第一天参加劳动。白天两人一组打土坯(为建新房),定额是每人250匹。入夜,劳累了一天的兵团女战士们早早进入了梦乡,而同连队的上海男知青赵文俊(绰号小舅子)却捧着好不容易借来的外国小说《珍妮姑娘》(当时被列为“封、资、修”的禁书)就着煤油灯仄在床上偷偷夜读……意外发生了,用小玻璃瓶自制的煤油灯一不小心被碰翻,低矮草棚,3月旱风,火苗即刻顺着倾洒的煤油蔓延开去。慌了神的赵文俊急忙拿起枕巾、被子扑火,没想到火却越扑越猛烈,火星四溅、火苗乱窜,小窝棚里立时浓烟滚滚。赵文俊无奈地叫醒同屋的其他知青起身夺路逃命。

      缺乏经验且对亚热带火灾毫无知识的知青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大火手足无措,甚至没有想到呼唤已进入梦乡的人们。小窝棚紧靠着一排五间(男生两间,女生三间)的草棚,里面是刚入住一周的62名成都知青。由于是临时周转住房,这排草棚搭建得非常简陋,用料全是竹子和干茅草。女生住的三间房里前后两间搭的是一面靠墙的通铺,中间的那间搭有17张竹床,里面空间特别狭窄,过道只能容一人侧身而过。火舌飞快地蹿上这排茅草棚顶,燃烧的竹子发出的爆裂声惊醒了紧邻窝棚的第一间房的七位姑娘,她们几乎来不及穿上外衣就迅速地跑出了门,其中有四人被不同程度烧伤。大火陆续惊醒了其他草房里正熟睡的少男少女,混乱中人们纷纷外逃。男生动作利索,顷刻间都跑了出来,有的还带出简单的行李。第三间房的八位姑娘也很快跑了出来。大火仍然无情地肆虐、无情地吞噬这片已经摇摇欲坠的草棚。此时此刻,第二间女生房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已经成为永远的秘密——总之,里面的17名女孩只有七位刚逃出火海,草棚就在她们身后轰然倒塌。据这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回忆,大火很快就封了门,她们有的是从竹笆墙破墙而逃,逃出的女孩有两人被烧伤,其中一人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四十以上。

      生命无声无息地消逝在烈焰之中。在场的人包括连队领导,起初也没有察觉有人葬身火海,直到清点人数才发现少了十个。人们震惊的目光聚焦到残存的火场,看到了那惨不忍睹的一幕:鲜活的生命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形若枯炭,十名死难者肢体残缺,缩至不足一米长短,其中有八具尸体几乎紧紧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还有两人倒在距门不远处,其中一人身下压着一只从两千公里外的家乡成都带来的木箱。十位遇难女知青的名字是:

      周金秀 李小妮 晏启芬 阮国清 范金凤 付蓉碧 付国芳 万禄秀 李观玉 施桂芬

      死者被隆重安埋在垦荒必经的山路旁,面朝东方。肇事者上海知青赵文俊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附一:亲历者的叙述

      时间:2009年8月3日星期一上午10点至下午2点,阵雨闷热

      地点:成都三圣乡“一胜肴农家乐”

      参加人员:

       1.原云建兵团十三团二营四连部分知青

       贺成英、陈春华 、华文玉、魏大群、谢开荣、 高培、袁大伟、谭唯新等

       2.成都知青云南支边战友联谊会史料征集组: 王晓梅 曾贤云 肖嘉琪 肖非(摄像)

      近40年的光阴过去了,当年的初中女孩们已经走到了华发之年,她们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回到家乡,结婚生子,拼搏奋斗,经历了曲折的人生道路。每每回想起青春岁月里那个刻骨铭心的夜晚,回想曾经朝夕相处却瞬间离散在火海的十位姐妹,都止不住辛酸之泪、欷歔之情。



       魏大群 女    1954年生    原成都第三十九中学二营二连一排学生

      自述:我们学校是成都市第一批到云南边疆的。1971年春节刚过,我们学校就来了几个陌生的军人,有男有女。他们在大会上动员我们到云南边疆,说那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种橡胶,还有工厂。我当时特别向往当解放军,幻想自己身披一袭绿色披风,手握钢枪站在大礁石上,保卫祖国的边疆。对未来美好的想象促使我果断地报了名。

      1971年3月10日,是我们出发的日子。那天成都非常热闹,我们这些即将到云南的兵团战士,背着铺盖卷,胸前戴了朵纸做的红花,上午10点在学校开会后就从牛市口出发向火车北站行进。沿途高音喇叭播送着歌曲、欢送辞,我记得一句:“你们扛起了南泥湾的锄头,你们将到保卫祖国南疆的前线……”来火车站送行的亲人很多,我的妈妈和妹妹来送我,大家难舍难分。本来我和同学们相约不哭,但临开车前广播说四川省革委主任张国华也来送我们了,大家把胸前的红花摘下来挥舞着向亲人告别,我的泪水便止不住地滚出来,我的同学刘兴群的母亲当时就哭倒在地上。

      在广通下火车后我们又坐了五天汽车,才到大盈江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远远地看到山凹路口上拉了条横幅--“欢迎新战友”,还有几个人在旁边敲锣打鼓。我们当时在车上哭了好一会儿才下车。沿一条新修的土路走了两三里才到连队。迎接我们的是从大青树上飞来的一群乌鸦,黑压压的一片,当时就让我们有种不祥的感觉。而我们的连队坐落在一面山坡上,没有片瓦,全是茅草棚。记得先我们到连队的有三十多个老同志(上海知青五六人;北京知青七八人;其余是原农场老职工)。

       出事那晚我睡在紧靠起火窝棚的那间草屋。那是间搭建得非常简陋的茅草屋,我们七个女孩子住进去时连门都没有,从外面透过围起做墙的竹笆可以把里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向连队领导哭闹了两天,才有老职工上山砍来茅草夹成草片遮住墙缝,并装好了门。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晚上还算是幸运的。我们同寝室的谭红英睡在紧靠起火窝棚的墙边,她最先被隔壁扑火的声响惊醒,起身后她先把我们寝室抵门的锄头扁担搬开,为我们后来逃生提供了便利。我做梦还在成都家中,觉得很热,耳边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以为有人放爆竹,其实那是新竹子燃烧的爆裂声。蒙眬中我惊醒过来,拉开蚊帐,回到现实中。火光让我感到发生了危险的事,于是本能地往外跑,什么都来不及拿,只穿了春秋衫和内裤。出门后我被石头绊了一跤,爬起来继续向前跑,听到有人喊“魏大群,站到!”我这才停住脚,转身一看,房子不见了,已经被烧垮了。和我一起跑出来的刘兴群手臂被烧伤了,我那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和大家一起呆呆地看着蓝绿色的火苗燃烧、燃烧,渐渐变成了红炭……这时连队指导员赵新凡过来问我们还有些人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含糊地指了指山上,他就顺着我们指的方向去山上找了一圈,回来就捶着胸口说,“没有人,我的新战友被烧死了!”这时我们全都哭了。

      跑出来的女生大都与我情况相同:光着脚、只穿了内衣内裤。夜风吹得我们瑟瑟发抖,指导员的爱人把我们让到她家窝棚里。没有鞋和外裤穿的我们直到两三天后才得到捐赠的衣裤、鞋子。记得一位上海知青送我一条外裤,腰大了,走路时我只有一直用手拎着裤腰。



      华文玉    女     1954年生     原成都第三十九中学二营二连一排学生

       自述:当年到云南我是很高兴的,想到是去参加解放军。我们是成都第一批出发到云南的,记得我们班去了七名女生,大家开始还一路唱着歌,后来越走越远,沿途的山也越来越大,就有些担心害怕了。从成都到连队走了七天,记得途中最后一晚是住在腾冲县委招待所,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叫我感到困惑和难以忘记的事。当晚我们睡在长长的通铺上,由于害怕不敢关灯,夜深后见一披着类似彝族察尔瓦的高大男人进到我们的大房间,他径直走到灯下迅速取下灯泡。我当时睡得有些迷糊,以为是工作人员,却见他把睡在我旁边的施桂芬背起就出门了,我忙起身去追已不见了人影,就马上把事情告诉了送我们的老师。第二天早上施桂芬才回来,她也没有和我们说发生了什么事,原本活跃的她突然就变得沉默了。这之后不到十天她就被大火夺去了生命,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成了一个永远的谜团。

      到了连队,看到的是杂草丛生的山坡上立着三排简陋的茅草棚子,迎接我们的指导员指着其中一排有五个门的棚子说:你们就住这排房子,男生两间,女生三间。女生三间是两小间一大间,大的那间有17张搭好的竹床,小的两间是通铺。沿途睡了好几天通铺,每个人都想有张自己的床,于是大家就往中间那间挤,我们班的七个人都挤进去了,分别拥有了自己的床。简陋的棚子里十分狭窄,室内相对的两张床之间的过道只能容一个人侧身而过,正是这种拥挤造成了后来火势蔓延时有些同学不能及时逃生。

      到连队的前几天是政治学习。那时我们的情绪很不稳定,想起想起就一起哭。记得同去的万禄秀比我大一岁,懂事多一些,她想得比我们复杂,有天晚上(大概是去的第六天夜)还独自跑到山上,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怕她去寻短见。我还上山去使劲劝了她,说要想开点,当解放军是要复员的,以后肯定回得到成都。

       3月23日是我们正式劳动的第一天。那天的劳动是打土坯,规定每人每天要打250匹,我们是两个人一组,要打500匹。劳动一天下来累得不行,晚上学习完了我就上床睡觉,刚闭上眼万禄秀便推醒我,要我给她找纸和笔,说要给家里写信。我和她同睡一张床,因为学校动员时说云南天热不用带多少东西,加上我们的家庭经济普遍都不宽裕,所以我们带的东西很少,一般只带了一床被子和一张草席,没有带垫的棉絮。云南3月的晚上很冷,怎么办呢?于是大家就两人组合,把带的被子一床垫着、一床两人合盖。我和万禄秀是一组,合睡在一张床上。

      把笔和信纸拿给她后,我倒头又睡着了。熟睡中脚突然被压住,把我痛得叫了起来,睁眼一看,是万禄秀搬她的大木箱压住了我的脚,正想说她,她却推我赶快起来,说:“起火了,你还睡啥!"

      我翻身起来一看,房顶上一片通红,熊熊大火像是要把房顶烧透。正想穿衣服,我的蚊帐就着火了。危急中我把蚊帐一掀,衣服一丢,就想往外跑,可眼前一片火光,房间的门的方向全部卷在火中。门出不去了,慌乱中我往后退,跳上紧挨着第三间房的竹床上,情急中伸手把做墙的竹笆创开条缝,马上有双手拉住了我,并用力将我拉了过去,于是我赶快从那间房门跑了出去,刚出来我们的房间就垮了。惊魂未定,我想到跑的时候看到万禄秀还在抱箱子,不知她出来没有,我就大声喊:“万老二!万老二(万禄秀在家排行第二)!”没有人答应我,心中突然就有不祥的感觉。

      出来后连队很混乱,大家呆呆地看着大火渐渐将那排棚子化为灰烬。忙着搬运自己家中东西的老工人走过来说怎么有香味,是不是知青带的腊肉被烧熟了(我们那时没有人从家里带过腊肉)。过了好一会儿,指导员在寨子里跑来的傣族老乡提醒下清点人数,才知道万禄秀和其他共十名我的同学没有逃出火海。

      后来听清理现场的人说,万禄秀死时身体趴在她的箱子上,由此她的面部还依稀能辨别。想不到我们班同去的七名女同学就有四位罹难,她们是:万禄秀、李观玉、付蓉碧、李小妮 ,活下来的三位是:我、陈春华、吴世群。



       陈春华    女    1953年生    原成都第三十九中学二营二连一排学生

       自述:记得出事那天白天劳动打土坯,晚上学习毛主席语录,是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张思德那段:“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学习最后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因为那天是我们第一天劳动,大家都感觉很累,晚上11点上床后,我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星星(房顶上茅草稀疏,所以可以看到星星)就睡着了。梦到我们还在大青树下学习,就是觉得太阳很刺眼,天被照得通红,人也热起来,听到周围有嘈杂声……我睁眼一看是房子烧起来了,忙起身找裤子穿上,正想穿鞋,火就烧到我的蚊帐了,火舌甚至烧到我的额头,我忙转身朝竹笆子墙撞去,从蹬开的墙缝跑了出来。吴世群是和我一起跑出来的,我穿裤子时,看到她拉开蚊帐正在往上望,我叫她:“吴世群,还不快点跑!”我边说边用脚蹬竹笆子,以为她会跟着我出来,结果她是翻过竹笆出来的。她刚出来房子就烧垮了,她出来时后背和头发还燃着火,我们赶紧上前帮她扑火,正扑着她就倒下了,背上的皮烧得脱落下来,露出红亮亮的肉,像刚被活剐的兔一样翻在腰上,把我们吓坏了。过了好一会我才发觉额头上痛,原来已被火烧起了泡。

      开始不知道有人没出来,连队到处都乱糟糟的。我和吴世群几个受伤的同学被接到老工人家,他们用鸡蛋清抹我额头的伤处。火势渐小后,有人拿竹竿去掏灰烬,想把没有烧坏的脸盆刨出来,结果刨出了人的头盖骨;连队清点人数发觉少了十个,这才晓得烧死了人。连上没有电话,一位老职工徒步跑到太平街去给营部打的电话。凌晨3点左右,从营部开来了拖拉机,盈江县医院开来救护车,我们几个受伤的人被接到盈江县医院。



      问:这次火灾除烧死的十人外,有几个受伤住进了医院?

      陈春华:有七个住院,六个女的、一个男的。吴世群和刘兴群伤得重就送到腾冲地区医院,我和其余的住在盈江县医院。

      问:受伤的男的是谁?

      陈春华:就是肇事的上海知青赵文俊,他在扑火时被烧伤。但他只住了几天,3月26日就被带走了。那天下午我们还在一起摆龙门阵,护士来叫道:“赵文俊,首长找你谈话。”我们当时还笑他说:“小舅子(赵的绰号),你要升官了!”这一走,我们就再没有见过他,后来听说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问:火灾后做了哪些善后工作?

      陈春华:有四川慰问团来医院看我们,当时的云建兵团司令范金彪也来看望了我们。东西烧光了,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小花格衬衣,一条蓝布裤子,一件外套;对我们受伤的人员每人发的慰问品是:五斤白糖、一双拖鞋、一幅毛主席像,还有一箱广柑、两三斤水果糖。听说对在大火中烧死的人的家属给了两百元人民币。

      问:成都家里是什么时候知道你们出事的?

      陈春华:很快就知道了。像施桂芬家里,刚接到她的第一封家信,信中说自己开始挣钱了,以后将按月给家里寄十元钱,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她父亲刚看完信,报丧的人就来了。我听说李小妮的母亲是在卖油条的小摊边听说女儿出事的。李妈妈在女儿出事那晚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小妮回家了。那天排队买油条听人议论说有去云南的孩子被烧死了十个,其中一个的母亲就是在区房管局工作的某某(小妮妈妈的名字),她当场就昏倒了。但事后对我们宣布的纪律是不能随便写信回去乱说,信件要交给连队领导统一邮寄。直到两个多月后才可以直接给家里写信。

      问:烧死知青的后事处理你们参与了吗?

      陈春华:我在医院,只听说到腾冲去买棺材,不多不少,恰好有十副。还买了很多白布,用一丈五裹尸,一丈五垫棺材。追悼会很隆重,有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傣族、景颇族老乡还抬着猪来参加。

      袁大伟、刘高培(同去的男同学):我们那时年龄小,好多事是糊涂的。当晚从火中逃生后,只听说死了人,我们夹着抢出来的席子铺在大青树下就睡着了(白天劳动太累了)。整理挖刨尸体是老职工在做,实际人早就烧得不成形了,是把那些刨出来的脚脚手手骨头架子摆成大致的人样,用白布裹起。我们只参加了抬起被裹住的尸体上山。把她们放进棺材安埋。我们那时年龄小,才十六七岁,还是很害怕。

      问:请谈谈你们对死去知青活着的印象及以后如何面对他们的家人。

           华文玉:我和万禄秀、李观玉比较熟悉。万在学校很聪明,喜欢读书,她从小是跟舅舅生活,具体家境我不太清楚,她舅舅家和我们家在同一条街。我是家里最小的,当时我们家还把我拜托给万禄秀,想她比我年龄大些,请她照顾我,所以我后来和她睡在一张床上。李观玉和我是邻居,她在学校很活跃,是学校宣传队的。李的母亲得知女儿死讯后就疯了。后来我探亲回家,每次遇到她妈,她就会向我吐口水,责怪我没有把李观玉喊到一起逃生。所以我尽量回避她,不敢面对她。周金秀在我们班上是文章写得最好的。

      陈春华:我回家探亲时去过付蓉碧家,还特地带了五斤白糖去。她妈妈拉着我的手哭,第二天还进了医院。傅是家中的独女,两位老人的晚境特别凄凉,出了这件事后,她的父亲无法继续工作提前退休,每月只有30多元的退休工资供两人生活。她的母亲为了生活背着背篼捡字纸卖,后又当保姆帮人带孩子,最后死于癌症。

      魏大群:我和李小妮是好朋友,从小同学,一起到云南,分在一个班。出事那天白天劳动我俩一个组,她长得秀气,看上去比我弱,记得那天做活路我让她做轻点的。她烧死后我也不敢去她家,一次偶然在公共汽车上见到她母亲,我没有招呼,悄悄下了车,怕她见到我想起女儿,惹她伤心。

      问:听说后来连队又来了一批也是三十九中的同学,是怎么回事呢?

      刘高培:是有一批同学在当年7月来到连队,我有个从小学到中学的同班同学就是后来到连队的。

      贺成英:我是第二批去的,本来第一批我就要去,因为父母反对没有走成。十位同学被烧死后,学校又动员我们,说要去继承遗志,我们是1971年7月2日从成都出发,7月9日到连队。


      搁下笔,想起1991年2月7日那个傍晚。6点半,正当夕阳西下,我站在盈江农场被橡胶林怀抱的十位知青姐妹的墓前,默默地为她们哀悼,不知那已在这山岭中沉睡了20年的灵魂可有知否。那时也没有想到再过20年我会来为她们作这样一篇文字。但整理清楚真实的情况,将其昭然于世,我们义不容辞,也是对远逝者的一种祭奠。

      2009年,侠肝义胆的樊建川先生劳心费力地将十位姐妹的墓碑接回成都,并在建川博物馆聚落为她们重铸“粉·焚”,我理解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件事情的本身。据有关方面的粗略统计,当时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死亡有51380人。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埋骨远乡异地,让曾经和他们拥有相同命运、因时代变革而经历了不同人生的我们在遥想他们时,会有万千感慨。樊先生特意将“粉·焚”设计为五角星形,以象征那个理想旗帜飘扬的年代,象征那些被“理想”吞噬的稚嫩花蕾。对人类社会美好理想的追求无可厚非,也引无数从古到今仁人志士为之献身。但今天当我们面对这座“粉·焚”时,也许会对青春、理想、社会、人生有更千姿百态的思索,也许你什么也不愿意去想。而我,愿意鼓足勇气,把脚下的路继续走下去。

      在此向樊建川先生及建川博物馆全体工作人员致以深深敬意!

    王晓梅

    2010年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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