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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的梦
田太慧
我从小就爱幻想。也许是这原因，使得我在17岁那年，做了太多太多美丽的梦！直到这些梦被现实无情地唤醒后，我才慢慢地认识了生活，懂得了生活，才脚踏实地地开始了自己人生的旅程。
向 往
那是1971年3月的一天。
学校的操场上，坐满了密密麻麻的学生。台上，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的干部们，正在做“支援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动员报告。
“我们云南，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是一个美丽富绕的地方……。同学们，欢迎你们踊跃报名，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这既浪漫而又具有召唤力的动员下，台下的学生们，大都激动起来了，眼中，充满了期盼和向往。我，也是这对云南边疆充满了美丽的向往中的一个。
“同学们，我们那儿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有这么二句话：天晴扬灰路，下雨水泥路。就是说天晴会扬起满天灰尘，下雨却成了稀泥浆了。”听到这诙谐的顺口溜，台下的学生们不但未被吓倒，反而轻松地笑了！年轻的心都沉浸在自己美丽的幻想中，全然没想到什么叫艰苦，直到以后到了云南，大家才真正尝到了这“扬灰路”和“水泥路”的苦头。
兵团干部们的动员报告还未完，我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到云南，一定要去！使我如此坚定的还有《边疆晓歌》这本书。书中对西双版纳的描写，使我着迷，也使我执著地要想去开垦那片神奇的土地。
我坚决地拒绝了老师让我留下升学的好意，虽然我是那么想上学！从报名到批准，从重庆到昆明，我一直激动不已。在火车上，满腹豪情壮志的我，竟冲动地一个人站在两节车厢的接头处，拉起了我带的那把音色不太好的小提琴……
离开昆明，一辆一辆的大卡车，载着我们在山路上前进。车轮碾起了满天红尘，弄得每个人从头到脚都是灰扑扑的。我靠着铺盖卷，望着车外，狂热的心，渐渐变得有点失望了。
哪儿有绿色的香蕉林呢?
哪儿有金黄的菠萝芒果呢?
哪儿有婀娜多姿的傣族姑娘呢?
没有美丽，也没有神奇。一路上，看到的只是扬起滚滚红尘的红色土地，只是望不到尽头的层层山峰；还有那沉寂的荒凉和苍茫!
卡车载着我们，爬上了一个山坡，终于在一个大水塘边的坝子上停住了。我下了车，看见那周围同四川农村差不多的房屋，田地，景色；再看一看那些站着欢迎我们的人群，心里就凉了半截：这就是兵团吗？怎么不见那些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兵团战士呢?
这时，我才知道，这儿并不是西双版纳，当然也就看不见兵团干部们所描绘的那一切了。
一阵深深的委曲涌上了心头。
阴差阳错
兵团，在干部们的描绘中，在我的想象里，是一个大军营。知青们都穿着没有帽徽领章的草绿色军装，就像士兵一样，集中在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生活。
然而，当载着我们来的卡车又把分到各个连队的知青拉得不见踪影时，我的这一个梦又破灭了。
我的朋友分到了 11 连，就在那个大水塘边上。当知道我和她不在一个连队时，我哭了。为着幻想的破灭，为着同学的分离，十分委曲而伤心地哭了。
11 连的指导员同情地说：这样吧，你也到我们连队去。我这才擦干眼泪，提着行李跟他们走了。
我们被带到了一位老乡家的阁楼上。一上去，一阵霉臭和农药味扑鼻而来。房梁上，蜘蛛结了无数的网；楼板上，堆着老乡还未搬完的粮食等杂物。我完全呆住了，不相信地问自己：这就是我将要开始的兵团生活么?
那个时候，我绝望极了，只觉得不能留在那儿。就悄悄地跑回了坝子，站在那儿发呆。这时，带队的工宣队师傅问我分到哪个连队，一翻花名册，方知我原来是分到化肥厂。
“化肥厂”，我又做起了梦，马上联想起高大的厂房，和这样的连队比较，我当然愿意到化肥厂去。于是，我连行李也顾不得去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爬上了一辆据说是去化肥厂的卡车。
没想到，这车不是到化肥厂，而是到团部。车上的几位都是准备留在团部宣传队的，更没想到，团部的宣传干事知道我会拉一点小提琴后，就把我也留在了宣传队。阴差阳错，爱幻想好热闹的我，居然不知高下地在宣传队里混了几个月，虽然一次也没演出过。
第一封信
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开始写信，给老师，给父母，给同学，一口气写了十几封信。字里行间，不免流露出刚到的那种失望情绪。没有多久，我的老师回信了!
我的老师是一个正直的人。她既教数学，又是我们的班主任。我被选为学生排长时，一些同学的家长跑到学校校革委去反映，说什么“工人阶级的子女不能让地主的子女来领导”。学校为此专门派人到地段调查，我的老师则冷静地为我辩护。说实在的，我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学生排长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最后，由于老师的坚持，由于我主要的血流自于工人阶级的父亲，而属于地主阶级的母亲也一贯老老实实地改造，这起风波才平息了。
这件事，使我一直在心里感激曾保护过我的老所以，我的第一封信，就写给了她。
老师在回信中，又一次帮助和鼓励了我。在信的结尾她说：“你信中情绪比较低落，这对准备报名参加支边的第二批同学有些影响，你是排长，随时都要起好带头作用，你能否再写封信回来，鼓励他们积极报名呢?”
看了老师这一段恳切的话，当时我心里惭愧极了，认认真真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为了纠正自己的错误，我毫不犹豫的给全班同学写了一封信。信中，我竭力地描绘了边疆美好的前景，代为兵团干部们做了一次义务动员。
写着写着，我自己也被信中的语言激动起来，忘了刚到时的懊悔和逃避。一封充满了激情的信，就这样寄了回去。老师给同学们念了这封信，不知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反正第二批支边同学中，我的同学又去了十几个。
后来，我探亲回家，一个同学告诉我：第二批支边去景洪的同学却骂我，说我欺骗了他们，使他们上了当!
我不禁愕然!
也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去的地方，比我们那儿更遥远，生活更艰苦，相比之下，我们去的地方算是天堂了。
但我没有自责。
那个年代，是最最革命的年代。我们都太幼稚，太天真，太年青。最高指示就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准则。我们为此付出了最真实的感情，也付出了一个最美好的青春。
假如现在还有支边同学在恨我，我只是真诚地希望他(她)们能原谅我!
穷酸的“小四川”
兵团干部们在动员时说过：我们那儿什么都有，都要发，不需要带什么东西，只带些平时用的就行了。
我们这些学生相信了，我们的父母也相信了。临走前，我没有要并不富裕的父母给我买什么东西，连一口木箱都不要。我把我的衣物装进了一个女同学的箱子里，又把我的小提琴和一些用品装进了一个提包里，背着铺盖卷，就这样上路了，去寻求那美丽的梦。
我们重庆知青到的那一天，在欢迎的人群中，还专门组织了人准备搬运行李。欢迎过后，才发觉这些重庆知青就像出门旅行一样，行李的简单，大大出乎于他们的意料！先我们而来的上海知青见状很是惊讶：“小四川怎么这么穷酸，每人都只带这么一点东西?”
边疆的三月，夜晚还是寒气逼人。知青们在铺床时，才发现背下的木板太硬、太冷，可谁都没带垫的棉絮，只好在木板上铺一张薄薄的床单，就这样度过了边疆的第一夜。
有的上海知青看不下去，就拿出他们多余的东西借给重庆知青用。那时，我们也很惊讶：上海人好像什么都用不着买，什么都有?
后来才知道，上海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到云南时，几乎都有一个可以装下二三个人的大木箱子。从草纸、肥皂、牙膏到腊肉、香肠；吃的，穿的，用的，什么东西都带，简直就像搬家一样。一个箱子要几个大汉才能抬走。据说，兵团光托运这些上海知青的行李，就花费了一大笔钱。有此教训，兵团干部们再到重庆接知青时，就说那儿什么都有，四季如春，连棉衣也不用穿了。我们，也就真的什么都不带了。
当冬季来临时，我的第一个梦，就是穿上暖和的棉衣，我的第一个希望，就是能拥有一件草绿色的军棉大衣!
兵团省了一大笔托运费。
重庆知青的父母们，却开始不断地向云南寄来了大包裹、小包裹，从此我们常年和邮局打上了交道!
田太慧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七团
现重庆日报社美术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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