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 一 章 母校师院附中
林小仲
北京师院附中是我的中学母校，也是我度过少年时代的家。我在中学时代的老师，大都是在院里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师院附中现在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它曾是一座被鲜花绿树团簇的飞机式建筑格局的校园，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当属一流的校舍。
学校由教学主楼、大礼堂（兼做学生食堂），两座对称的二层的男女生宿舍楼组成，后面还有宽大的足球场和篮球场。我从四川回到北京后一直住在这里，先住在宿舍楼里，后搬到操场边的一处家属院。妈妈1954年从朝鲜战场归来后，一直在这里任教，先教中文，后教英文，并先后在两个教研组任组长。她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兵，靠勤奋和责任心成为师院附中的教学骨干，一个很有学识和人缘的老师。
我中学的同学已不像小学时那样以农民子弟居多，师院附中是海淀区南部的一个名校，因此吸纳了周围许多大机关的子弟，特别是翠微路、万寿路沿线部队总部大院的子女们。“文革”前的师院附中成为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居多的学校，那时大家相处和睦。初一时，我们大家还都戴着红领巾，十几岁是人生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年代。
我的两个班主任使我一生难忘。林淑珍老师是一位生物老师，是我在初一六班时的班主任，那时候的她也就二十几岁。高高的个子，白皙的脸庞，端庄的神态，一位有过很好学养的大家闺秀。她待我和同学们既像大姐姐，也像妈妈。我是在别的班学了半个学期的俄语，被爸爸逼着转到这个班学英语的。我学外语的能力很差，加上不努力，那些可恨的单词我就是记不住，因此科任老师经常到我的班主任林老师处告状。记得有一次她把我叫到生物实验室谈话，她批评了我几句，我还没怎么样，她倒掉起眼泪。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埋怨我不争气，从学习说到了我的衣服，她说，你的衣服弄得这么脏，哪一点像老师的孩子，我姓林，你也姓林，你就不能为我争争气？接着她让我把打球时扯破的上衣脱下来，找来针，一针针帮我补上。她像慈母一样地关心爱护着她的学生，她留给我的不仅仅是好好念书，更多的是要做一个善良的、有同情心的人。林老师后来随她爱人调到河南平顶山矿务局工作。在“文革”中她很不幸，她出身资本家，学校里那些愚昧的学生，对她进行了疯狂的折磨，使她至今身心都有很大的创伤。为首的居然是她教过的一位女生，平素还有几分羞涩的女孩。在那疯狂的年月，居然挥舞皮带，赤膊上阵，用法西斯的招数对付自己的老师。林老师提及不堪回首的往事，总是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们班同学聚会时大家都说，如果林老师还在师院附中，我们不会让她在“文革”中受苦，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我们能做到吗？
我的另一位班主任是我在初二四班的数学老师李纯熙。他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数学老师。现在我们同学聚会时，还能回忆起当年涉世不久的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的腼腆，但他的质朴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让同学们倾倒。李老师年轻时身体不是很好，脸色有些苍白，给人贫血的感觉。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给他许多精神压力，但这并未阻挡他认真备课，认真教书育人。后来为了照顾在农村的妻子及其他原因，他调到北京东郊一所中学任教。我见他最难受的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个不懂事的同学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让李老师从教室门的一个破洞中钻进去，他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去，课没有上就转身走了。在师院附中1992年80年校庆时，我们遇到了他，而本该正当壮年的他，却显出过多的疲惫和过早的苍老。
我还有一位十分敬重的老师，他是我的语文老师赵芝立，一位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才子。我小时候曾在学校春节联欢会上，听他和另一位老师即兴说相声。他胖，他的搭档瘦高，俨然一付专业演员的派头，惟妙惟肖、妙语连珠，赢得满场掌声喝彩。他的中文功底很深，且满腹经纶，出口成章，他胖爱出汗，但谈笑举止，无不透着文人的潇洒。一些常见的词句，一段在我们看来平淡的文章，被他上下五千年，从文学殿堂到市井习俗，信手拈来。我后来上大学，也听过不少大学教授讲课，像师院附中语文老师那种水平的真不多见。当年淘气的我许多课都不好好上，而他为我们讲的许多课，从杨朔的《荔枝蜜》，到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至今还记忆犹新。他引导我从中国语文中悟出如何做人，他的课使我一生都钟爱中国文学，而我的赵老师却在他壮年时，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还有我们尊敬的校长艾友兰，他15岁就为北平地下党做交通员，出生入死颇具传奇。从我的童年到步入中学，在校园里时常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对事业的投入，对学生们的关爱，他为师院附中的建设、发展辛苦了一辈子。艾友兰校长年轻时儒雅潇洒，他经常悄悄推开教室的后门，静静地坐在后排，听老师们讲课。他像个园丁一样，关注着学校的一草一木。他的家庭生活并不那么如意，他将自己的身心都投入到学校的建设，也有过他感情的传言，而我知道那时的人，很少敢于在情感上越雷池一步。讲究为人师表的他，只能苦着自己。在别人看来他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师长，而在我看来他始终是我的一位老师，一位亲爱的叔叔。艾校长的孩子们中除老大艾宇，老二艾群外，其他都是我和弟妹的同学。我们能玩到一块，也能淘气到一处，无论是学校的篮球场，还是学校墙外的京密引水河里都曾有过我们伙伴的身影。我清楚地记得中年时代的艾校长，洒脱博学的儒将气质，他对我有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文化大革命”降临给他和他的同事们的灾难和屈辱，却是那样的残酷和深重。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他们受到非人的待遇。艾校长在学校被长期关押，除因为他是校长外，还有一个原因，他是被打倒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领导的中共北京地下党的交通员。艾校长的姐夫张大中是“文革”前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常人很难想象的非人待遇，好在他们都咬牙挺过来了。艾校长的女儿艾亚平是69届的学生，去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只有15岁。在兵团她遇到一位师院附中的女生，当那位女生知道她是艾校长的小女儿时，眼泪夺眶而出，这位部队大院出来的女孩，曾和班里另外几个红卫兵，用皮带抽打过艾校长，她还记得艾校长脊背上被抽得伤痕累累的惨状，她不停地向艾校长的女儿道歉。艾亚平曾将此事告诉父亲，艾校长却宽厚的说，那时她们还都是孩子，责任不在她们。现在我们的老校长，还是那样热情豁达，离了休的他还时常关心学校的事情，关心学校离退休老师的事情，他永远是一个开朗、热情、正直和闲不住的人。
师院附中使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些中学的同学们，我们是共和国历史上极具传奇的老三届人，“老三届”是指“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级、1967级、1968级三届初高中学生。“老三届”经历了共和国的创立之初到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自然灾害、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发展和挫折并存、激烈的暴风骤雨的年代。而“老三届”是这个时代的经历者和见证者。“老三届”在历史的风浪中磨炼成熟，特别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巨变和苦难漫长的“上山下乡”，在命运的抗争中，在生活风风雨雨中，许多人成为了社会的中坚，绝大多数人在平凡的岗位上，以他们特有的责任感，支撑起共和国的蓝天。
师院附中，我亲爱的母校，无论是我和我的同学们插队在北大荒黑土地9年悲壮的蹉跎岁月，还是我返回北京，在中央机关，在国有企业独当一面恪尽职守时，我都衷心地祝福你，我亲爱的母校和我当了一辈子老师的妈妈和叔叔、阿姨们。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