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 章 云雾山中的清水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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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23-5-22 21:30: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 中国四川成都
     
    第 五 章  云雾山中的清水涧
    林小仲

      
      1966年八、九月的北京,“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愈演愈烈,几十万串联的学生涌进了北京。中学红卫兵中的掌权者们,把一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作为精神支柱和组织纲领,他们对同学中的绝大多数人加以排斥,以红色龙子龙孙自居的他们,开始登上他们叱咤风云的政治舞台。
      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他们冲击党政机关,冲击学校,到处揪斗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广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教职工,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横加迫害,一时间“红色恐怖”,笼罩着北京的中学,笼罩着整个北京。
      为了远离政治迫害,1966年秋天以帮助秋收为名,我随学校七十多名初高中同学,乘火车开进了北京的西山。北京百花山下,有一个叫门头沟清水涧的地方,村子建在山坡上,四周群山环抱。村前是通往北京城的铁路,再往前是一座高高的大山。村东鹅卵石河滩中间,有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村西边山坡梯田上,种着柿子、黑枣等果树,还种着玉米、谷子等庄稼,我们到那里时正赶上秋收季节。
      同学们三三两两的住在老乡家,山村由于闭塞,虽然也开始在闹革命,村里人把一位年长的村支书当做走资派赶下了台,换上了两位年轻人。但一切远没有城市里那么激烈,那些乡亲们对那位下台的走资派,平日也是有说有笑的,也许这些老实的庄稼人,压根儿就不懂得什么叫“走资派”。
      在那疾风暴雨的年代,清水涧一个大山里不富裕的山村,热情接待了我们这些城里来帮助劳动的学生。十四五岁的我们,早上试着用扁担挑着两个不听话、而又沉甸甸的水桶,在山道上为老乡家挑水。当时我个子不高,水桶常碰到地上,那副狼狈样出了不少笑话,村里孩子像看马戏一样,跟在后面看热闹。早上扫院子、挑水,这是从演八路军的电影上学到的,真诚使得我们同村里男女老幼都处得非常融洽。我们吃的是派饭,每天吃饭时村里的干部就把我们轮流安排到指定的人家去吃饭。清水涧是山村,土地贫瘠,物产单一,加上那时候农村普遍都很穷,而我们每当吃饭派到哪家时,哪家做饭的大娘、大婶,总千方百计地为我们做点好吃的。开始在人家吃饭时,主人总是炒个鸡蛋,做两个菜摆在桌子上让我们先吃,而他们的家人却先不吃。我们很奇怪,不明白其中的缘故,时间久了才知道,给我们端上桌的饭菜,都是他们顷其所能的最好吃的东西,而他们自己吃的,仅仅对付填饱肚子的粗粮咸菜。
      在清水涧劳动活不轻,我从小没有干过什么力气活。如那里翻地,一个人扶着铁犁,几个人拉着犁,扶犁的活是技术活,我们能干的就是拉犁。原本拉犁是牛、马干的,而他们买不起牛、马,山里只有驮东西的驴,那时候读懂了农民劳作的艰辛。上山时我们一般都用背篓(一种背在背上的筐)往山上梯田里背粪,而下山时,一般都把收获的玉米等果实背回村里。劳动很艰苦,但同学中无论男女、无论大小,大家表现都很出色。每天夕阳西下,大家排着队,背着筐下山时,看着远处村庄炊烟缕缕,近处牛群和羊群撒着欢儿往村里奔去,确有农家乐的感觉,但田园风光和这四周高高的大山,却无法阻挡我们对北京的惦念。
      学校那么混乱,被红卫兵控制的学校,许多老师被横加迫害送进劳改队,早晚有人押解着劳改队的老师们在毛主席像前请罪。而我妈妈受到的冲击相比之下要小得多,一则她教的多是高中学生,她和这些学生们处得不错,有些干部子弟、工农子弟学生还在暗中保护她;二则她历史清白,又是当兵转业回来的,但在那个没有法治的年月,谁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记得有一次在学校看大字报时,也把我吓了一跳,大字报上赫然写着“揪出国民党战犯陈诚的家庭教师胡文鸾”。陈诚何许人也,国民党上将,曾担任台湾省主席,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时的行政院长。论年龄他比我妈大许多,论学问我那个当时只有大学二年级的妈妈怎么和他相比,我妈居然成了陈诚的家庭教师,在那个年月里这还了得。事情原来是这样,南京将要解放时,妈妈的大姐、大姐夫离开了南京,她在金陵女大念书就断掉了生活来源,为了生计她登报求职,后来给陈诚远方亲戚的一个小女孩,补了两个星期的数学课,在“文革”中竟变成她给陈诚当家庭教师。这件事是妈妈刚转业到师院附中时,被她在部队的弟弟捕风捉影揭发的。马上影响了她的政治前途,不过组织上早就把这件事情了解清楚了,我在大山里担心妈妈别有什么其他事情。比我小5岁的弟弟和小我7岁的妹妹都在上小学,他们都怎么样?同来的同学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有的人已被红卫兵抄家,有的人父母早已被打倒,大家惦念着在充满血腥味运动中的亲人们,谁都不轻松。
      到清水涧劳动前我还背着妈妈,去看望已和妈妈分手多年的爸爸。我爸爸林诗仲在文化部中影公司工作,“文革”前常为国家领导人担任英文翻译,我见过他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翻译时的照片,现在他仍是一个人住在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一栋居民楼里。他倒是很乐观告诉我没事情。他在志愿军中工作5年,还立过功。从解放军总政敌工部转业到文化部,他家在土改划成分时仅仅是个中农,他也不是什么当权派。但是,海外归来的华侨,众多的海外关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的日子也并不轻松。他在单位基本是一个逍遥派,他看不惯眼前的一切,但也无可奈何,他尽量离运动远远的。我爸爸是个很有主意自信的人,在总参、总政有许多在朝鲜战场上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和首长,他倒是很担心他们在“文革”中的命运。我去看他时,他特意把在邢台四清时,部队战友送给他的那件咔叽布斜纹的军上衣送给我,要知道在那时这是珍贵的礼物。但在那个年月里,好人、正直、清白都没有什么用,到处是飞来的横祸,被惨遭揪斗,受迫害的有几个真是坏人呢?爸爸怎么样,我也在担心。
      我们这个群体,多是所谓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尤其知识分子家的子女居多。在文化革命北京中学血统论猖獗最恐怖的日子里,躲进了北京的西山,在那里劳动了近两个月,受到了那些善良的乡亲们的照顾和保护。我们一起去劳动的同学原来虽然在一个学校,但由于班级不同,大多不认识,共同的命运把我们拴在一起,大家感到群体力量的伟大。一派田园风光的清水涧,它的秋天更加迷人,沟里山上长满了树木庄稼,红叶绿树,美不胜收,山村秋色,宁静祥和,微风轻拂河水,泛起轻轻涟漪。人在危难时才知道,乞求一份平静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百花山顶峰是北京境内燕山山脉中的最高峰,夜晚看着高矗的大山,看着天上的满天星斗,对于我们这些还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们来说,暂时的轻松愉快,多少忘却了那些被划作政治异己带来的压抑和烦恼。然而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月,对于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连个平静的校园都没有了,谁又知道等待着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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