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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徒步长征去延安
林小仲
1966年11月，我和十几名同学结伴而行，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走了几千里路，从北京穿越太行山，途经山西，翻过吕梁山，从军渡过黄河，一直途步长征走到延安。
毛泽东八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后，大串联开始席卷全国，不但学生开始了串联，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部队院校学员都卷入了这场全国性的免费旅游。原来就非常困难的国民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革命是压倒一切的年代，人们似乎也顾不得这些了。
我们从大山里的清水涧劳动回来，校园里除被北风吹残的大字报、标语，被破坏的门窗教室外，已是人去楼空，多数学生已到外地串联去了。经过商量我们选定了坐落在黄土高原的革命圣地延安为目标，响应徒步串联的号召，十几名男女同学组织在一起开始了我们的长征。
在“文革”前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演唱节目，一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再有就是《长征组歌》了，我能把《长征组歌》的歌词从头背到尾。《长征组歌》的作者是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红军在江西苏区时，他和后来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都是十几岁的红小鬼。《长征组歌》把红军不畏艰难险阻，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雄气概，艺术地表现给了我们，激励着我们开始了自己的一段长征生活。
我记得那时的我穿着件不合体的军上衣，裤子上扎着绑腿，背着有被子和毯子的背包，还负责打着一面“长征赤卫队”的旗子。现在在廊坊市当宣传部长的安育中高三时是我的辅导员。那时他瘦高个子，白净的脸上戴着副眼镜，一副书生气。他除背包外还背着一个药箱，背包上还扛着一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气枪，外加上还背了一口做饭用的铁锅。事过几十年后他回忆起那段经历，说我们当年拿他当傻骆驼欺负。后来在人大念完博士去美国定居的萧庆平，背着一个松松垮垮却又鼓鼓的大背包，不知道装了些什么好吃的。曾在最高人民法院老干部局任副局长的杨安娜，小时候就是一个能说能笑的漂亮姑娘，一路上常听她像麻雀一样喳喳叫个不停。女生里还有后来也和我去插队，现在在安贞医院麻醉科当副主任的刘晓明。男生里当时最强壮的是返城后，担任过一家企业的副厂长的金羽高。我们这群人里，最有点子的要算是后来在国内贸易部一家公司任副总经理的傅中，他最大特点，能把一个简单的问题讲得非常复杂，把一句大家都听得懂的话，讲得大家都不明白。然而在当时我们不过是一群发自内心追求革命，“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中学生。
我们的长征仅仅靠着一本简单的中国地图，一开始大家像舞台、电影上看到的红军那样排着纵队，举着旗子，唱着歌行军。后来人困马乏，疲于奔命的远征再也顾不上什么队形了，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咬紧牙关地朝前奔，遇到老乡不断问这里离目的地：“还有多远？还有几里路？”
我们离开师院附中后，沿着一个大概的方向先朝西走，走来走去，走到北京西郊门头沟区的山里，天就渐渐黑下来了，四下望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时年纪小不知天高地厚，我们找了一个当地农民在山上用石头垒起来圈牛羊的地方露宿。羊圈石墙有半人高，大家从周围地里抱了些麦秆铺起来做床。安育中背的锅派上了用场，大家把背着的面熬了一锅香喷喷的咯嗒汤，那顿夜炊吃得真香。晚上大家也不管什么男生、女生打开各自的背包，一个挨一个躺成一排，和衣而睡，在星星和月亮的陪伴下，在羊圈里度过了我们离开北京城的第一个夜晚。
11月中旬的北方，已开始进入寒风潇潇的季节。我们走过了河北的任丘，跨过了拒马河，途经林彪在抗日战争中指挥115师，聚歼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一部的平型关。平型关两面山势陡峭险要，我们登上城楼环顾四周，黄土地的枯草上有一层薄薄的早霜，给人一种荒芜凄凉的感觉。由于林彪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显赫，平型关大捷也的确是一次振奋民族抗日精神的胜利，来参观的红卫兵队伍络绎不绝。
太行山里的行军，经常是些羊肠小路，使我们这群人吃了不少苦头。记得离开北京后没有几天，我因扁桃腺发炎，发烧到39℃多，在一所由学校教室开辟的红卫兵接待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又硬撑着和我的伙伴们一起，强行军一天，走了100多华里，在月色朦胧时分，走到了山西的紫荆关。紫荆关这座当年的要塞边关，城墙、堞楼完好，夜色下关前的流水哗哗淌过，一轮明月挂在城上的夜空中，很有边塞雄关的气势，一天长途跋涉下来，我的高烧居然奇迹般的退了。
我们的队伍翻过太行山，进入山西后日子好多了，去太原、去延安串联的队伍逐渐增多，行军的路也大都是较为平坦的公路，那时公路上汽车很少，沿途不远就有当地政府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吃住也方便多了。我们背着的锅、气枪、药箱，甚至举旗子用的旗杆都扔了，大家开始了轻装，扔掉了一切能扔的东西。虽然十分疲劳，但无论男生女生大家还是咬牙坚持着，晚上还要在灯下用针挑去脚上的血泡，躺下时觉得两条腿酸麻得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这对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天徒步100多里的路程，走得我们精疲力竭。经过半个月的长征，队伍走到山西省会太原，我们住在山西政法干校的宿舍里，大家决定在太原休整几天。去延安的路大概还有一半路程，这时队伍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部分人主张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不如改乘汽车走完后一半路；另一部分人主张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走到延安。两种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分道扬镳。大个子安育中和几个女生改乘汽车走了，死心眼的我跟着其他人继续我们的长征。很多年后当我们还嘲笑他们是我们长征中的逃兵，他们却反唇相讥嘲笑我们愚昧。但我至今不为当时的决定后悔，一个人做事的毅力也许是从这种超乎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开始。
我们离开太原的那天，是这次长征中走得最远的一天。当天晚上12点钟，坚持走的一行人离开太原政法干校，沿着宽阔明亮的迎泽大道朝西挺进。中间路过著名的晋祠，晚上六点多钟，走到女英雄刘胡兰的家乡，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那天我们走了130多里，真像《长征组歌》里说的“野菜充饥志愈坚，革命理想高于天”。当时的云周西村也在闹革命，造反派们竟然连毛泽东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的妈妈也不放过，村里居然有标语要揪出这位英雄的母亲，“文化大革命”乱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
在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中，使我十分难忘的是在太行山、吕梁山和陕北黄土高原，看到那些贫困的乡亲们，那些地方大都土地贫瘠，可耕地很少，交通闭塞，许多人一生都没有走出过大山。在太行山的一个山村夜宿时，我看到那里的人们平日只喝一些菜糊糊，人人面带菜色，孩子们大多无缘上学，割资本主义尾巴和人民公社的体制，使农民更是雪上加霜。我们从山西军渡，乘艄公划桨的木船渡过了漂浮着冰块的黄河后到达陕北，多次住在老乡家的窑洞里，窑洞中除了一铺土炕，其他一无所有。有的地方饮水十分困难，要用驴到很远的地方驮水。但黄土高坡的人都有一种特有的热情和豁达，老人们不知道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对着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红卫兵讲革命传统时，深情的讲着当年彭德怀副总司令，带领西北人民解放军转战陕北，以少胜多，抗击胡宗南，保卫延安的故事。许多著名的战斗就发生在他们那里，他们就像对我们讲昨天事情一样。但这时他们哪知道，功勋卓著、在庐山会议上，为民请愿的彭德怀已被打倒，而且更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位开国元帅。村里的年轻人十分活跃，他们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唱着陕北的信天游。当年的共产党人以陕北为革命根据地，打垮了强大的国民党800万军队，统一了中国，那是因为中国有这样亿万朴实、热情，知恩图报拥护共产党的农民。共产党使他们翻了身，有了土地，但土地又很快集中到合作社、人民公社，苏联版本的社会主义和大锅饭导致了贫穷。从北京到延安的一路上，我感觉到广大农村的贫困，当然，那时我们这些城里人也很穷，但是农民更穷、更苦。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历经艰辛终于走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革命圣地延安。我从小熟记贺敬之的诗《回延安》，当时的心情如同诗中写的那样：“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住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对于我们这些追求革命的孩子们来说是那样的亲切。延安也向我们张开了热情接待的臂膀，从毛泽东住过的枣园到八路军司令部所在地杨家岭，从中央大礼堂到凤凰山，延安对我们是那样神奇亲切。一张我们一行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的合影，常使我想起那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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