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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烽火硝烟的清华园
林小仲
清华大学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始建于1911年。清华园内苍松翠柏，水清木华，环境优雅。清澈的万泉河水从校内蜿蜒而过，连通着校内一处处湖泊。朱自清先生著名的散文《荷塘月色》就是对这一美景的赞誉。
清华大学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为国家造就了大批科学家、学术大师、文坛泰斗、兴业之士和治国之才。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清华大学也一度成为了“文革”灾难和风暴的中心。蜚声海内外、风景优美、中西合璧的清华园在武斗中变成炮火硝烟的战场。
1968年7月初，我们一群中学生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住了10多天，目睹了清华大学武斗的场景。“文革”开始后，清华园大礼堂前被开辟成大字报区，用木板钉成的大字报专栏，贴满了各种危言耸听的大字报，传递着“文革”中的各种信息，展示着各派意见的观点，散布着各种谣言和诽谤。清华园从1966年年底至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清华，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地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涌进清华园，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在这里搜集“文革”动态。
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文革”爆发时他只有21岁，因率先发表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并被在校关押。周恩来曾代表毛泽东亲自找蒯大富了解情况，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相关材料，随后亲自到清华为其平反。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他成为了“文革”的风云人物，在他领导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1966年底控制了学校。原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退出了历史舞台，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中有贺鹏飞（贺龙元帅之子）、刘涛（刘少奇主席之女）、刘菊芬（刘宁一副委员长之女）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
在蒯大富领导下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在“文革”中做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情，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他们将矛头直指工作组。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原“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司令朱成昭，也曾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掌门人，朱成昭在自我反思中，与中央文革意见相左被捕入狱。中央文革推出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为三司的负责人，取代了朱成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1966年12月，率先在全北京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和标语，一时间清华园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风向标。
1968年初，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内部，在如何评价建国17年，在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对待老干部和阶级斗争，甚至对待“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派和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派各成体系，双方在清华园内各踞一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我们这些中学生当时更支持清华井冈山，现在想来清华“四一四”的思潮或更接近正确。
我们在清华园内看到的是工事林立，铁丝网、沙袋随处可见。昔日文质彬彬的理工科大学的大学生都变成战斗队队员，钢盔、柳条帽下，许多人还戴着眼镜。到底是一流理工科大学的大学生，武斗中也有许多发明创造，除了自制的钢管长矛、扎枪等冷兵器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批真枪真弹。他们还自制了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和土燃烧弹。最让我们一行开眼的是他们将学校的推土机和拖拉机改装成土坦克，土坦克驾驶楼用厚钢板焊死，只留一个观望口。土坦克用于向对方坚守的阵地进攻时在前面开道，掩护手持长矛的“步兵”前进。武斗中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在人数上占上风，因为他们还有清华大学工人组成的“工总司”的支持。但“四一四”总部也不甘示弱，英勇抵抗。清华园内枪声四起，炮火硝烟弥漫，两派高音喇叭高分贝的对骂，措词更像外交语言，也像中苏论战，时有武斗伤亡信息传出。《清华井冈山报》图文并茂很是有水平，排版新颖，插图精美，社论、社评都生动犀利，难怪获得毛泽东的称赞，当然更能因为这份小报符合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
在清华园中，我们还多次见过蒯大富，蒯大富文质彬彬，讲话却是慷慨激昂，国字脸，戴眼镜，一副书生气。他何曾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文革”中领导者的马前卒。他和他的同学们，将一个好端端的美丽校园，变成相互厮杀的战场。1968年夏，清华大学两派百日武斗，造成13人死亡，400多人负伤，30余人终生残疾，全校万余师生离校避难。
从1966年7月到1968年7月，清华大学无政府状态，造成校内上万师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夺学校控制权，精英们的论战激化成清华大学园的百日武斗，这仅仅是全国各地武斗的一个缩影。文革造成的权力真空，中央文革的煽风点火，革命口号的疯狂滥用，权力争夺的血腥与不择手段，使国家和民族面对空前危机，我们的党和国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文革的收场比开场难了许多，相信这是文革领导者始料未及。
我们住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里，十几米的房间，两侧都是上下床，中间摆着一溜桌子，既是书桌又是饭桌。为了防止枪弹进入，窗子多被木板钉死。我在武斗前沿的楼，还见过用窗框做弹弓架，用自行车内胎绑在窗框两侧，一块大石头被弹向对方，对方被击中的窗户瞬间被打得稀烂。中国最高理工科学府，研究高深物理理论、机械制造、自动控制的大学生，却成为祖先冷兵器复制的发明人，我内心不由得感叹，清华人，就是清华人。
“文革”之后，我曾经想，即便是“文化大革命”，理工科大学涌现出的“杰出人物”都要比文科大学的多。清华大学出过那么多如杨振宁、华罗庚、竺可桢、梁思成那样的杰出科学家，也出过陈寅恪、朱自清、吴晗、钱钟书那样学贯中西的文化巨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胡锦涛、朱镕基等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自清华大学。而在“文革”期间清华大学也不乏风头浪尖的领导者。清华井冈山兵团和“四一四”总部的领军人物都不乏出类拔萃之辈，可惜生不逢时，选错战场。清华园的武斗不过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国内战的缩影。清华大学的武斗者多是二十几岁，充满理想和抱负的青年学生。这场悲剧的制造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们。
“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清华大学“四一四”总部的生死斗争在全国普遍存在。如河南的“二七公社”和“河造总”，成都的“川大八二六”和“红成”，长沙的“湘江风雷”和“长高司”，武汉的“百万雄师”和“工造总”，哈尔滨的“炮轰派”和“山上派”，北京中学的“四三派”和“四四派”。其实何谓造反派和保守派，不过都是一种极端意识形态下产生的分裂和悲剧。多少人惨死在派系争斗中，多少人因此致残，饮恨终身，多少家庭的悲剧由此而生。重庆有一处“红卫兵公墓”，埋葬在那里的青年男女都是那个动乱年月的殉难者。清华井冈山有一个叫李磊落的男生，在湖南湘江风雷与长高司武斗中蒙难，《清华井冈山报》刊载他的遗像和悼念他的长诗，年轻英俊，20多岁的人生匆匆逝去。如果他活到现在说不定又是一位两院院士，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而那时候他们却为了现代迷信制造的动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68年7月27日，由北京市61个单位3万多人组成的工宣队，奉命开进清华园制止武斗，工宣队与井冈山兵团发生激烈冲突。第二天，7月28日3时30分至8时30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位大学生领袖，谈话长达5个小时。这次谈话宣告“文革”中的大学造反派红卫兵退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无独有偶，文革初期中央文革支持全国第一支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红卫兵运动由此席卷全国，掀起文革风暴，1966年末，中央文革抛弃了老红卫兵，又支持清华井冈为代表的造反派，掀起揪斗党内走资派的惊涛骇浪。而随着工宣队开进清华，造反派们也被扫地出门。
蒯大富也历经磨难，“文革”后，他曾被判刑17年。获释后，曾在宁夏、山东工作。90年代到深圳，他在深圳的那家企业顺风顺水，得益于在深圳的清华大学各派校友们的支持捧场，可见蒯大富还有很强的人格魅力。蒯大富反思“文革”，他说，“文革”完全脱离实际，错误的理论，错误的道路，也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蒯大富坦言，自己在“文革”中做了很多错事，对不起很多同学和老师，尤其是刘冰、罗征启等老师，包括周泉樱学长。周泉樱是《4·14思潮必胜》的作者，也是清华“四一四”派的核心人物之一。蒯大富现已退休，在最近一次谈话中，他希望吸取“文革”教训，千万不要把中国搞乱，中国改革需要渐进，腐败是不稳定的根本因素，要保持社会平稳发展，使人民过上好日子。我很赞同蒯大富这些深思熟虑的想法。
近年来，我也看过许多曾是清华大学文革中风云人物的回忆录。韩爱晶寄给我他写的《清华蒯大富》，书中写到：蒯大富，一个农村孩子，十八岁考取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才华出众，怀着科学家梦想的蒯大富没能成为核工程领域的专家，都在文革风暴席卷高校短短两个月后成为牵动清华、影响北京、闻名中国的红卫兵造反派人物，其后的表演更是不堪想象。“文革”中北航的韩爱晶和清华蒯大富当属最好的盟友，这番点评，别有滋味上心头.
通过朋友介绍，我有幸结识文革时蒯大富对立面，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二把手孙怒涛，他撰写《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沉甸甸一本回忆录，告诉你鲜为人知的清华文革史。孙怒涛写到：在清华文革初期的政治光谱中，蒯大富在我的左边，沈如槐在我的右边，我居二者间。在蒯大富的左边是刘才堂，在沈如槐的右边是周泉樱。与我站在同一点的是汲鹏，以及我们背后〈天安门纵队〉和〈三七战团〉。很遗憾，左，并不代表正确；右，也不代表正确。左与右的中间点，同样不代表正确。它们离正确点都相距甚远。
读着孙怒涛这段文字，看他为我们勾画“文革”中清华风云人物的政治立场，我思考着中国现实社会思想左右激烈对立纷争的现实生态，我希望以史为鉴，抛弃极端思维，逐渐恢复理智，向民主法制的社会靠拢，但这的确需要与社会进步相向而行。
巴金先生生前曾建议建设一座“文革”纪念馆，将中国现代史上这黑暗的一页警示国人，否则多年之后生活在清华园里的天之骄子们，怎么会知道学兄学姐们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那么激烈的清华百日武斗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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